我到北京當時還帶了另一個任務：編輯當代文學研究資料的幾個負責的年輕同志，在我進京前託付我去找茅盾先生為他們這套資料叢書寫一個序言，因為他們這套資料要由油印變為公開出版物，需要請一個德高望重的文藝界人士寫個序言，以利於其出版、發行和影響。
當時我雖然還是“分子”，但他們知道我在文藝界的歷史和人事關係。
到北京後，我打聽到茅盾在北新橋交道口的地址，事先也沒有打招呼，就在一天下午貿然去了。
茅盾當時已經恢復了原來文化部長的職務，住在一個比較高階的獨門獨戶的四合院中。
敲門後，是他的兒子韋韜來開的門，他把我領到上房茅盾的客廳兼書房，就座後，去裡間臥室把他父親攙扶出來。
茅盾當時已經八十多歲，有些糊塗了。
我向他說：“沈先生，多年不見。
我是賈植芳。”
並向他說明了來意。
茅盾說：“這套資料編得很好，但我與葉聖陶不同，我不常給別人寫序。”
韋韜在旁邊說：“你也不少寫。”
茅盾這才不推辭了。
他對我說自己眼睛不好，視力只有零點二、三度，晚上睡覺要吃三四種安眠藥。
我們又慢慢聊到其他事情，我問他：“沈先生，你是浙江人，我在北京唸書的時候，認識一位嚴既澄先生，他在中法大學教書，曾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過用楚辭體譯的《神曲》。
他也是浙江人，你們熟悉嗎？”他告訴我他不但與嚴既澄很熟，而且與他父親也很熟。
他父親是地主，還放高利貸，越說越遠，說的都是他們老家浙江的事，似乎把我也誤作他們浙江人了，雖然我對他自報家門，說了自己的姓名，但他可能一時想不起來我的“政治身份”，說話的興致也上來了，指手畫腳，有說有笑，用上海人的話說，有點“神之舞之”。
突然，他好像清醒了，似乎想起了我就是那個“胡風分子賈植芳”，一下子打住不講了，對我說：“我老了，疲倦了，你們談，我進去休息。”
韋韜一邊攙扶他父親進臥室，一邊回過頭對我說：“你放心，我一定催他把序寫好給你寄去。”
從他父親的臥室出來後，他和我聊天，說閒話，說，由於他的母親去世了，所以他從部隊轉業回來，專門照顧父親的生活，並當他的工作助手。
他還向我說起茅盾的其他事情，由於老先生當時上了年紀，他們害怕他一個人晚上睡覺萬一發生什麼不測，就給他的**安了一個電鈴，要他有事按電鈴。
老先生一到晚上，隔一段時間，就把電鈴按響，進去後，卻並沒有什麼事情。
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也似乎可以說明茅盾晚年心境的寂寞與淒涼。
趁這次進京的機會，我還訪問了冰心先生，因為我們當時編“文學研究會”的資料，而冰心是該會的重要作家。
年輕時我讀過她的書，當時我覺得她是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寫的都是大海、母愛、兒童之類，不喜歡湊熱鬧，印象中解放後各種運動中她也沒有積極投入。
我和蘇同志去中央民族學院訪問她前，事先也沒有通知。
見到冰心後，我先介紹了自己的情況，讓她有個心理準備，冰心連說：“知道，知道。”
一九五五年的事情搞得轟轟烈烈，可以說是婦孺皆知，不過老太太仍然記得我的名字，真是難得。
她說一九五七年她也差點變成“右派”，“‘大鳴大放’時費孝通響應郭沫若的文章，寫了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
費孝通這個人是寫理論文章的，文章寫得乾巴巴，他們說我是寫抒情散文的，讓我幫他改改，增加一些感情色彩。
後來費孝通被打成‘右派’，他幸虧沒有坦白交代，交代了，我也是右派！”我原來以為這個老太太只寫一些“大海”、“母愛”之類的美文，談話過程中才發現她的思想其實很解放，很大膽，頭腦很清醒，也很關心現實，並不像我想象的那樣“脫離現實”。
她對我說：“老人家說講真話要有‘五不怕’：‘一不怕開除公職，二不怕開除出黨，三不怕離婚，四不怕坐監獄，五不怕殺頭。
’我現在是什麼也不怕了。
開除公職，我現在早退休了；開除出黨，我不是黨員；離婚，你問問他願不願意——（說到這裡，她笑著指指客廳對面臥室裡面中風尚未復原的吳文藻，他原任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坐監獄，我現在已經八十歲了，監獄裡還沒去過，倒可以增加人生閱歷；殺頭——死了以後是烈士！”這時候還是一九七九年，仍是“乍暖還寒”的季節，“左”的勢力還很嚴重，更何況她知道我是什麼人，頭上的“帽子”還沒有摘除，冰心說出這段話，給我的印象是蠻開放，也蠻勇敢，經過三十年的風風雨雨，卻一點沒有人格萎縮的痕跡。
過了一些年讀朱珩青女士送來的《冰心近作集》，其中有兩篇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一篇是講知識分子待遇的，一篇是從中國歷史的角度談官民數額比較的，裡面講現代的幹部與人口數額之間的比例，是歷朝歷代最大的。
從談話及《近作集》來看，她晚年不但沒有脫離實際，反而更加關心社會生活，具有關懷社會的責任感，保持了五四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
這是很讓我欽佩的。
今年初冰心先生以近百歲的高齡辭世，我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這件舊事，拉拉雜雜將這些記憶的碎片插敘在這裡，也算是我的一點悼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