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開會，我想去看些朋友，就把蘇同志支開，讓他去北大、北師大去查資料。
這次在北京，我看到了牛漢、綠原、路翎、蕭軍和李何林。
不過見了朋友，雖有多年以後重逢時的欣喜，更多的卻是物是人非的悲涼。
路翎經過多年的牢獄，已經有了精神病，看到我時時而一言不發，時而衝到外面發出悲憤的嚎叫。
蕭軍也滿頭白髮，在“文革”中也被揪鬥，受了不少罪，他的一個兒子有一次被打昏過去，送進火葬場，自己醒過來才發現不妙，從火葬場跑回來，聽起來讓人心酸。
還有一次我去北師大找我在國民黨獄中結識的朋友，經濟學家胡明，在校門口詢問時，看門的看了我半天說：“你是從外國來的吧？胡明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跳樓自殺了，現在已經死了十幾年了，你竟然還來找他！”這些事情我已經在文章中寫過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看我的《暮年雜筆》與《獄裡獄外》，這裡就不嘮叨了。
我在會議開始時就看到了牛漢，牛漢過來問我：“老賈，你現在掙多少錢？”我說九十二塊。
他告訴我，他與路翎也是九十二塊，人家××揭發、檢討、改造得好，現在掙一百多塊。
與綠原的見面頗有戲劇性。
一次開會當中，一位女服務員把我叫出去，說：“外面有人找你。”
我出去後，看到一個穿軍棉大衣戴皮手套，騎腳踏車的人。
我說：“我不認識你啊。”
那些服務員受過訓練，都很有政治覺悟，見我這麼說，馬上警惕起來，喝問：“原來你們不認識？那他怎麼來找你！”那個人這時趕緊開口說：“老賈，我是綠原啊。”
我趕緊說：“你看，多少年不見了，我竟然認不出你來了。
那時我們還是三十多歲的青年人呢。”
服務員見我這麼說，才走開了。
綠原見我後說：“往後咱們又可以聯絡、通訊了。
往後寫信，我們別的話不說，就寫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其他就不要說了。”
這當然是好意，可是也見得一九五五年的事件的陰影使得大家心有餘悸，也許還能說明一點：多年的噩夢已經使得人的精神有些萎縮了。
在去北京以前，我給胡風寫信說了這件事。
他那時已經從監獄裡出來，但人還在成都。
他給我寫信，說除去看路翎外，還可以去看看李何林。
他已經給中央寫了十七萬言的意見書，李何林那兒有副本，“你可以去看看”，並把李的地址——北京東單史家衚衕×號——給了我。
我到北京的事，胡風可能也給李何林寫了信。
有一天回房後，門上有一張紙條，是李先生留的，上面寫到：“植芳兄：來找你三次都不見。
請你明天晚上到我家吃飯。
你多年不來北京，怕不認識路，給你畫個地圖。
地圖上標明瞭路線與乘車的車次。”
那時已是晚上，我不能再讓蘇同志去查資料，這事不必也不能瞞他，就對他說：“老蘇，李何林是我的老朋友。
明天去他家吃飯，你去吧？”蘇同志說他不認識李，就不去了。
第二天下午，我就出發了，換了幾次車，到了史家衚衕，正在東張西望，來了一輛小車，到我身邊停了下來，李何林從車上走了下來，對我說：“我一進衚衕就看到你，東張西望的，像個鄉下人！”我們到了他的家裡。
李有“魯迅的凡是派”之稱，“文革”中也沒有受到大的衝擊，他現任魯迅紀念館的館長。
住的房子很大，生著火爐，他對我介紹了他的夫人後我們就坐了下來。
他的桌子上放著香菸，我拿起煙要抽的時候，李何林把煙奪了下來說：“不要抽菸，我給你拿糖去。”
我笑道：“你現在成了戒菸協會會長了？”他拿來糖說：“抽菸對身體不好。”
李坐定後問我：“老賈，這次是誰讓你來開會的？”我說是文學所讓來的。
他說：“文學所都是周揚的人，你來幹什麼！”那天我問李何林說：“李先生，胡風給我來信說，他上書的十七萬言書，在你手裡有副本。
給我看看吧。”
他說不在手頭，看不看其實也無所謂，十七萬言書還是三十萬言書的那一套話，現在在魯迅紀念館放著。
我覺得李何林可能還是有顧忌，因為胡風讓我找他，目的就是看看這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