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進京後的一個強烈印象便是北京人素質變得厲害。
我去看李何林先生的時候，在公共汽車上碰到一個小青年，他說話還保留了北京人傳統的幽默。
他問我：“老大爺，你是第一次進北京吧？咱們北京人比較齊全，你要當心。”
我那時候穿一身制服，呆頭呆腦的像個鄉下人，難怪他這麼問。
我問他：去過上海嗎？他說“**”時串聯，沒有來得及去。
換車後，在第二輛車上，低頭一看，我脖子上圍的進京時借的圍巾不見了，我才明白那個小青年說的“人比較齊全”是什麼意思。
下車後我想人家李先生比我年紀大，我不能空手去。
附近有個大的食品店，我就進去買了二斤橘子。
在上海買橘子時，一般會給一個竹筐盛橘子，這個食品店卻沒有，我問售貨員：“你們這兒有竹筐嗎？”售貨員惡聲惡氣地說：“沒有！”我問有塑膠袋嗎，還是：“沒有！”再問有舊報紙嗎，也沒有。
我說：“那這些橘子怎麼拿？”售貨員更加沒好聲氣：“那是你自己的事，我們管不著！你不是穿著制服嗎？裝到你的口袋裡去！”二十多年不進京，北京人真是變了。
當時我與她爭吵了起來，圍了一大圈人看熱鬧。
吵完後，摸摸口袋，才發現我這次進京的**——借的三十塊錢不翼而飛了。
這樣的事情碰到的不止此一次。
在我嫂子的追悼會上，碰到我的堂弟賈學忠，才知道我的一個姑母還在世。
我到一個食品店買了點蛋糕託他給姑母帶去，結果又是跟買橘子一樣，沒有盒子，服務員的態度也一樣惡劣蠻橫，說：“老頭，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想辦法去！”結果還是自己找了一張報紙帶走。
在東來順吃餃子，先要排很長的隊去買票，買票時服務員也是待理不待理的冷漠態度，順手把票與找的零錢從窗口裡扔出來。
這不由使我想起三十年代在北平讀書時的情境。
那時我們學生常常去東來順吃水餃，酸辣湯，有時還喝點酒，點一個蔥爆羊肉，總共花不到兩毛錢。
吃完飯叫夥計算賬，夥計還要客氣：“算我的吧！”客人說：“哪能呢！”算了賬，給夥計一枚銅板，他馬上大聲喊道：“小賬一枚！”於是樓上樓下的夥計都齊聲喊叫：“謝謝！”出了門，管賬的先生——穿著長袍，戴個瓜殼帽，留著小鬍子的中年人——馬上站起來，說：“叫您破費了，叫您破費了。
您走好。”
看著客人出了門，才坐下。
今昔對比，想不到北京人會變得這樣沒有禮貌、蠻橫和冷漠，把客人當敵人，人都變成野獸了。
其中的原因，鬥爭哲學難辭其咎。
多少年的運動中，兒子檢舉老子，妻子與丈夫劃清界限，學生打老師，朋友出賣朋友，中國的五倫關係與道德準則完全被破壞，都是在這種“對敵人殘酷，就是對革命忠誠”的鬥爭哲學的指引下做出來的。
尤其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把“打砸搶”這種強盜流氓行為說成是“革命行動”，多次運動以迄“文革”，破壞的不僅是社會生產力，而且人的精神被政治扭歪變形和獸化。
生產破壞還可以恢復，人的精神破壞是很難恢復的。
每當看到現在的報紙上，動不動就舉**人，動刀子殺人，車有車匪，路有路霸，社會治安受到嚴重威脅的社會新聞層出不窮，就讓我想到這一點。
禮儀之邦讓破壞成這樣，讓人感到的不僅僅是痛心。
這使我想到儒家的名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也讓我想起民間諺語說的：“遞刀子的，比殺人的還可惡，罪加一等！”教唆犯比罪犯更可惡，更可憎。
從北京回來後，我還是當資料員，但是待遇慢慢有了進一步的改善。
一次資料室主任告訴我說：“你年紀大了，以後就上半天班，下午可以不來了。”
再後來又告訴我可以不用上班了。
這樣一直到我的問題徹底解決，我又恢復五五年以前的教授職稱與待遇，回到相別近二十五年的教學科研崗位上來。
還要說一點的是，當時我以為北京之行就這樣結束了，後來才知道其實還有一個並不太光明的尾巴。
與我同去的蘇同志一回到家，前腳剛進門，中文系一位管政工的幹部後腳就進來了，對他說：“老蘇，賈植芳在北京，見了哪些人，說了什麼話，你要老實向黨彙報！”北京之行已經過去快二十年了，我之所以把這些事情寫下來，是想給那個“乍暖還寒時候”留下一點記錄，讓以後的人知道：這就是我們所經歷過的歷史。
一九九九年一月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