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這樣的考慮，我一方面將蛐蛐兒寫的回憶文字影印了若干份分送給所有我能聯絡上的“總理遺言”當事人，請他們儘可能地回憶核實文中的主要環節和重要細節；另一方面我想找我哥哥弄清楚，蛐蛐兒究竟在哪些重要環節上隱瞞了事實的真相，他又為什麼要隱瞞？事情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他一個終日坐在輪椅上，幾乎與外界隔絕的人，究竟還有什麼東西不能坦然回首的呢？
我沒能馬上找到我哥哥，因為在這期間我上海的姨父由於一個意外突然去世了，我哥哥匆匆趕去了上海。
1976年5月9日，我哥哥就是在上海姨父家中被公安人員抓走的，雖然姨父姨媽作為老共產黨員當時還是配合了組織上的抓捕行動，但我哥哥一直沒有忘記他被公安人員戴上手銬時姨父姨媽受到驚嚇的表情和為他擔憂的目光。
我哥哥對姨父姨媽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我不知道他會在上海耽擱多久，我不能因此而等待，我決定先進行我的工作。
重新仔細閱讀蛐蛐兒的回憶文字時我注意到這篇文字的第一頁上的筆跡和後面的完全不一樣，第一頁的上端還很奇怪地重複記錄了一個電話號碼：86633018。
電話號碼旁潦草地寫著一個曾經熟悉但已離開這個世界多年的人名：蔣南翔。
我知道蔣南翔當年曾是清華大學校長，“文革”後又出任過教育部長，也知道“文革”中他曾遭受過“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但我從來沒有想到蔣南翔會和“總理遺言”有什麼關係。
在我記憶中，“文革”進入到1975年，隨著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領導工作，他對“文革”的積年弊端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在這一背景下，一場關係到否定還是肯定、拋棄還是堅持“文革”的鬥爭也在悄然進行。
1975年8月和10月，時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的劉冰等人致信毛主席一事，拉開了這場鬥爭的帷幕。
劉冰等人之所以給毛主席寫信，是他們一致厭惡遲群這個當時清華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風和惡劣品質；他們寫信的目的在於：把遲群從清華“搬掉”。
他們明確地認識到：此事只有透過毛主席的首肯方可實現；他們也真切地意識到：寫給毛主席的信，惟有透過鄧小平的轉交方可送達。
他們先後寫了兩封信，第一封信旨在抨擊遲群；第二封信則把遲群和時為清華第二把手的“四人幫”黨羽謝靜宜聯在一起加以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