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幾年以後我也因為偷書而被人抓獲了。
那時我已在杭州第十一中學上學，十二三歲的年紀正是求知若渴的年齡，而**對知識的戕害和對傳播一切中外文化的書籍的封殺讓我們面臨的似乎只有枯竭的文化沙漠，我們幾乎沒有任何書可看，像乾涸的河床裡奄奄求水的小魚，卻看不到一滴水珠。
十一中是一所老牌的中學，它的圖書館有著豐富的藏書。
是誰最先發現那些藏書，又是誰出主意砸開圖書館的窗戶跳窗而入，這些細節我都已經不記得了，我不會忘記的是，我們七八個同謀犯看到滿屋子積著厚厚灰塵的圖書欣喜若狂！我們有兩三個同學在窗戶底下接應，三四個同學發瘋一般地往窗外樓下的草坪上扔書：《紅與黑》、《高老頭》、《牛虻》、《九三年》、《靜靜的頓河》、《安娜?卡列尼娜》、《青年近衛軍》、《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我們完全被這些書給迷住了，我們貪得無厭，沒完沒了，捨不得這本，放不下那本，當圖書館窗外的草坪上書籍堆得像小山一樣時我們還不肯收手。
直到告密者帶著老師和學校保衛處的人將我們人贓俱獲時，我們還沒有從瘋狂的興奮中清醒過來。
我在自己的褲腰間藏了一本《金薔薇》，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康?巴烏斯托夫斯基是誰，但我喜歡“金薔薇”這個名字，沒想到就是這本被我偷偷藏在腰間因而沒被查獲的《金薔薇》，讓我從此痴迷文學，也讓我對蛐蛐兒將我爸的書塞在褲腰裡想偷出去的行為有了一種同病相憐的理解。
在電腦上敲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想為“謊言”做什麼辯解，但當我敲完一段，按習慣重新閱讀一遍時，我承認，在我的筆下，“謊言”的面目似乎並不那麼可憎，反倒有幾分單純和可愛。
我想，我們每一個從孩子走向成年的過來人，如果回過頭去看看自己的成長經歷，大約沒有多少人能和謊言脫得了干係，在漢語字典上，“謊言”無疑是個貶義詞，但在人生海洋中，“謊言”的內涵和定義似乎可以更立體更寬泛更辯證更人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