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大家最後還是喝掉了十幾瓶啤酒，七嘴八舌地說了1976年“總理遺言”案前後的許許多多事情。
他們一個個眉飛色舞神采飛揚，眼睛裡閃現出的光亮一掃身上的倦意和公家人在公開場合大多會有的矜持，那種小年輕才會有的**和活力盪漾在他們的眉角眼梢。
那樣的**和活力迸射出來的光彩讓我好像又看到了那種久違的青春的影子。
他們的述說往往是交叉的，你爭我搶的，有時候三四個人疊在一起說，嗓門一個比一個大，我根本不知道聽誰的好，但我沒有打斷他們，我也沒有要求他們一個個說，我知道他們憋得太久了，每一個人都有一種不吐不快的感覺。
我靜靜地聽著，我的腦子顯然跟不上他們說話的速度，我也不指望在這種場合能記下他們講述的每一個細節，但我還是在他們噴湧而出的敘述中漸漸理清了自己的思路。
我決定我的第二篇文章就從“臨安組”的成員開始寫起，因為在醉白樓的酒桌上話最多和話最少的毛寧和大耳朵都是臨安組的，他倆一個高門大嗓，一個沉默寡言；毛寧生氣勃勃，已是退休的人卻有著像小夥子一樣的體魄和神氣；大耳朵小毛寧七八歲，卻兩鬢斑白，神情落寞。
這種鮮明的對比給了我一個讓人好奇的懸念，而懸念往往能讓人產生探究的慾望。
醉白樓酒酣人散時，我留下了每一個人的手機號碼，並和他們約定，找一個時間一起去臨安的天目山，去那幢掩映在西天目的深山老林中，關押了“總理遺言”案五個要犯的“留椿屋”，尋覓1976年的風雨煙雲。
然而，這個約定很長時間沒有成行。
這些當年曾是“文革”中共和國頭號大案中的要犯們，現在幾乎個個都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擔負著一定的領導職務，他們都很忙，不是這個公務就是那個出差。
從盛夏到深秋，從滿目翠綠到遍地金黃，人還是湊不齊。
等到杭城落下了透出肅殺之意的瀟瀟冷雨，我終於決定不等了。
我給阿斗打電話，我說我希望立刻去西天目，我的第二篇關於“總理遺言”案的稿子是寫臨安組的，我必須從關押臨安組所有成員的“留椿屋”寫起。
阿斗在電話裡遲疑了一下，他告訴我他第二天就要去住院了。
我有些吃驚，問他生什麼病了，阿斗說，他身體一直有幾個指標不太好，除了已經明確的類風溼關節炎、高血壓、糖尿病以外，還有一個很要命的指標偏高。
醫院一直沒有床位，現在剛剛通知他有床位了，他得住院檢查。
我聽了心裡又難受又發慌，我想起我姐姐曾對我說過，我們這些人住在監獄裡時精神備受折磨，免疫功能都被破壞了，出來時一個個看著和平常人沒什麼兩樣，實際上五臟六腑都被損傷了。
當時聽姐姐說這話我並沒有太在意，現在看來姐姐這話不是隨便說的。
蛐蛐兒終日與輪椅為伴，基本是個廢人；我哥哥在而立之年患了一場凶險的大病，差點陰陽兩隔；我姐姐心臟、腸胃也總有事兒，沒有因此影響工作，那是這代人大多具備的責任和毅力。
現在阿斗又……我問阿斗那怎麼辦？阿斗說，你彆著急，我讓晨光來組織。
我說那你還能去嗎？雖然阿斗不是臨安組的，但平時他也很忙，要採訪他很不容易，我很希望他能去。
阿斗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兩三秒鐘後說，我去，我向醫院請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