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轟動全國震驚世界的“總理遺言”最終釀成了公安部發檔案追查的重大政治案件，這一案件涉及七個家庭，關押要犯十二人，受此案牽連而遭傳訊和被追查者無數。
直接涉案成員可分為三部分：北京組、臨安組、留守組。
北京組關押了核心案犯七人：遺言製造者、杭州汽輪機廠青年工人李君旭（蛐蛐兒）；蛐蛐兒的父親，杭州市第一醫院院長李伯伯；我哥哥，杭州半山發電廠青年工人瓜子（我哥哥的綽號）；我姐姐，杭州煉油廠青年工人曉燕；我父親，“文革”中被打倒、後又被解放但仍賦閒在家的老幹部；浙江江山某軍工企業職工阿斗；阿斗的父親，“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一度出來工作，後又靠邊站的老幹部劉叔叔。
臨安組關押了涉案人員五人：阿斗的媽媽，浙江大學的幹部許阿姨；我哥哥的同學，當時剛從農村抽調回城的大耳朵；父親曾任團省委書記，被大家當作小弟弟的晨光；比我哥哥他們要大七八歲，但不知為何也進入了這個圈子的中學體育老師毛寧；蛐蛐兒前女友的父親，省委組織部的一位處長王叔叔。
而留守組則是我們這些雖然沒有被抓進去，但也遭到公安部門軟禁和反覆傳訊的家屬，有我，我母親；阿斗的妹妹小利，弟弟小亮；蛐蛐兒的母親；蛐蛐兒的前女友；晨光的姐姐；毛寧的妻子張老師和其三歲的女兒妞妞。
那天來醉白樓參加聚會的有北京組兩位，臨安組三位，留守組兩位。
得知我寫了一篇《我所經歷的1976》在《收穫》發表，大家都很興奮，看得出來，他們還是希望今天的人們瞭解那段歷史，不要忘記那段歷史。
尤其是大家說到了已經去世的蛐蛐兒的父親李伯伯，阿斗的父親劉叔叔，說到涉案還活著的老人現在都已八十多歲了，不免沉重和唏噓，更感到搶救這段歷史的重要性。
我說我就是為了這個約大家來的，我們每一個當事人都有這個責任。
他們說，你不用說責任，這是我們大家自己的事情，多少媒體想要採訪，我們都拒絕了，為什麼？我們怕把事情寫走樣了，這是寫歷史，不是寫故事！你來寫最合適了，因為你也是當事人，你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