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說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員看來，整個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當時，中央高層內部鬥爭激烈。
以“四人幫”為代表的一方認為：“總理遺言”這樣大的政治案件顯然隱藏著巨大的政治背景，而這樣的政治背景必然應該產生在幹部這個階層，蛐蛐兒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顯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
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後，公安局的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讓他們大有收穫。
他們在我姐姐房間的一張寫字檯的抽屜裡發現了一疊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個名字——阿胖。
經調查，阿胖正和我姐在談朋友，而阿胖的父親時任浙江省委領導，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參加周總理追悼會並面見鄧穎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領導之一。
從這條線順藤摸瓜，案子就漸漸納入了上面希望的軌道。
接下來被拖進這樁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幹部階層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為省廳局領導的父親；其在浙江大學當處長的母親；蛐蛐兒前女友那位時任省委組織部處長的父親。
涉案人員中有七個將被押送到北京。
他們是我哥哥、父親、姐姐，蛐蛐兒和他的父親，阿斗和他的父親。
5月下旬一個陰沉沉的日子，一輛接一輛緊拉著窗簾的吉普車悄無聲息地從杭州火車站一處不被人注意的邊門駛進了通往北京的火車站臺，一列和普通火車沒什麼兩樣的火車已經靜靜地臥在鐵軌上。
與眾不同的是，這列火車周圍沒有熙熙攘攘你擠我擁的乘客，而是一片肅殺和靜謐。
悄然駛進站臺的每一輛吉普車的車門都正對著一節車廂的門，而每一節車廂的每一扇窗戶都緊拉著窗簾。
神祕和緊張掛在每一個乘警和列車員的臉上，他們顯然事先接到了有關方面的通知，知道今天押解的是一批十分重要的犯人。
後來我姐姐告訴我，雖然並沒有蒙上她的眼睛，但是從她被帶出關押的房間到坐上吉普車，再到坐上火車，她始終不知道自己是被從哪裡帶到哪裡，她的視線所及超不過一米以外。
當她從吉普車上下來，還來不及朝兩邊望一下，一左一右兩個身穿綠軍裝的解放軍戰士就以最快的速度將她架上一節車廂，推進一個包廂。
包廂裡除了一個當兵的和她自己再沒有第三個人。
當她四下張望，試圖尋找什麼時，當兵的嚴肅地告訴她，一個包廂一個犯人，你不用尋找，你什麼也找不到的。
倔強的姐姐一再問當兵的要把自己押送到哪裡去，當兵的冰冷的眼神和緊抿的嘴脣終於讓姐姐放棄了打探，但從小聰慧過人的姐姐還是從當兵的那一口純正的京片子中判斷出：自己應該是被押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