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多月後，當全國都在傳誦周恩來的“總理遺言”時，中共中央發出了緊急電話通知，通知宣佈：“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
國家公安部為此專門發了檔案。
事實上，憑著公安部門傑出的偵破手段和蛐蛐兒的極其幼稚，追查通知發出不到一週，“遺言”製造者蛐蛐兒就被公安局網入囊中。
事情至此本來可以迅速結案，人證、物證、本人供詞一應俱全。
然而，案子上報後，有關方面沒有一個人相信這樣一份轟動全國乃至世界的“總理遺言”居然會出自一個年僅二十三歲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層當時重權在握的某些人看來，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上面下令繼續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後的策劃者揪出來。
對蛐蛐兒的輪番疲勞審訊開始了，他們不讓蛐蛐兒睡覺，整天用一百支光的電燈泡照著他的腦袋，有好幾撥人倒換著反覆問他同一個問題：“遺言”的真正製造者是誰?這樣的折磨顯然比當年課桌下那個留級女生用腳狠狠踢他踩他要痛苦多了。
蛐蛐兒從小就是軟弱膽小的，他有他的正義感和政治頭腦，他也有他豐沛的才情和比同齡人高出一大截的寫作能力，在那些悲憤的日子裡，他和他的青年夥伴們一起談論國家興亡，談論人民群眾的情緒，談論各種各樣的小道訊息，甚至在大家談到如果“四人幫”上臺他們就像當年父輩離家鬧革命一樣上山打游擊時，他也會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但當那些公安人員戴著大蓋帽紅領章在他眼前晃來晃去，要他交代誰是真正的“遺言製造者”的時候，他害怕了，千百次的追問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
終於，他說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多少年以後，我曾經問過哥哥：你恨過蛐蛐兒嗎?因為我知道曾經影響我哥哥生命歷程的一場大病，病根就是因為“總理遺言”案關押在京城監獄時種下的。
哥哥很久沒有回答，目光穿過窗外飛向遙遠的地方。
過了很長時間他才說：假如蛐蛐兒從一開始就告訴我真相，我一定會和他共同承擔的，畢竟“總理遺言”中的許多想法和提法我們曾多次在一起討論和猜測過，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為我，蛐蛐兒決不會這麼深地捲入政治，他可能會成為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
可是……所以我一點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