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與國際形勢，亦在轉變動盪之中。敵軍佔領武漢以後，國際對其壓迫更形顯著，是敵之害，即我之利也。
日軍佔領廣州、武漢之後，銳氣大挫，特別是他們在後方受到中國**領導的抗日武裝鬥爭的沉重打擊與嚴重威脅。因此，不得不基本停止對中國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使戰爭進入長期的戰略相持階段。
在這一階段，國際上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日本政府在堅持其滅亡中國的基本國策的前提下，改變前一階段的侵略方針。
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放棄過去“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立場，而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政府宣告--雖國民政府，亦不拒絕》(即第二次《近衛宣告》)：“帝國所期求者就是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帝國所希望於中國的，就是分擔這種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帝國希望中國國民善於理解我國的真意，願與帝國協作。固然，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所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276-27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顯然，這是日本企圖拉攏國民政府“參加新秩序建設”。
11月30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定了《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提出“中日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等對華三原則。
在軍事上，日寇將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改為保守佔領區為主的方針，以主要兵力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
在經濟上，瘋狂掠奪和榨取淪陷區的資源與財物，利用淪陷區的人力、物力支撐侵略戰爭。
在外交上，加緊與德、意勾結，對英、美施加壓力，企圖透過英、美迫使國民政府妥協投降，儘早結束中日戰爭。同時，做出蘊藻浜反蘇姿態，繼張鼓峰事件後，又製造了諾門坎事件，以迎合英、美、法等國的反蘇情緒。
此時的歐洲，正是德國法西斯進一步實行擴張政策的當口。
1938年4月，德國吞併奧地利。
5月，又陳兵捷克邊境，並以戰爭相威脅，迫使捷克的盟友英、法讓步。英法為縱容德意向東進攻蘇聯，而採取了妥協讓步的綏靖政策。
9月29日，英、法與德、意簽訂了出賣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協定”，在沒有捷克代表與會的情況下，強制捷克將蘇臺德地區交給德國。
此時的遠東，正是日本耀武揚威攻佔廣州與武漢的時刻，英美為集中力量對付歐洲緊張局勢，力謀與日本妥協。從1938年冬開始，英美多次積極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以脅迫蔣介石投降日本為條件，解決中日戰爭問題。
“所謂太平洋會議，就是東方慕尼黑，就是準備把中國變成捷克。”
蔣介石日記中所說“國際對其壓迫更形顯著，是敵之害，即我之利也”。
但是壓敵乎？還是壓“友”乎？卻原來是敵友聯手壓我!
不知“利”從何來!
內政外交確實處在“轉變動盪之中”，後來的事實更加證明了這一點。
今日之處境雖在倭寇多方困迫之中，然較之西安遇難之危機狀態千萬矣。上帝既能拯救餘出此萬惡絕險之境，自能拯救餘四萬萬生靈於塗炭之中也。唯祈上帝能早日赦免餘之罪惡，而使餘國家民族即脫離壓迫實現獨立耳。
長沙大火案了結後不久，時值西安事變二週年紀念。
雖以蔣介石之宗教性格，他仍一向保持中國人之立場，很少提及本身罪愆，此處情形特殊。
此事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是豈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唯望其能自覺回頭耳!
汪精衛與日本陸相坂垣徵四郎暗中勾結，一是透過高宗武和日本直接聯絡，另一個代表是梅思平。
梅思平曾於1937年抗戰初期參加周佛海的“低調俱樂部”，鼓吹民族失敗主義。再加上梅借用上海文化團體名義從事和平運動，因此很受汪精衛的賞識。
1938年4月，汪將梅思平派往香港主持藝文研究會香港會友機構國際問題研究所。梅藉此機會，多次與今井武夫祕密會談所謂中日和平條件。
10月21日，汪精衛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時，公開聲稱：
“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吾人願隨時和平。……就中國而言，吾人未嘗關閉調停之門戶。”《申報》1938年10月22日。
10月22日，梅思平乘飛機抵達重慶，對汪精衛說：“日本希望汪脫離重慶，別組政府，談判和平條件。”
於是，汪精衛便把周佛海、陳公博、梅思平、陶希聖等召集到他的寓所裡，密議投降之事。在促使接受日本意向過程中，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起了重要作用。
10月25日，武漢失守，接著發生長沙大火。於是汪精衛藉機加緊所謂“和平運動”。他在《復華僑某君書》中說：
“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裡，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到了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們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
這時的汪精衛等決定投降日寇，並立即決定脫離重慶。同時，“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為中國方面的代表，命令他們同日方的代表進行商討。”《今井武夫回憶錄》，第84頁。並與周佛海一起制定了投降活動的詳細計劃。
汪精衛欲於11月2日經由香港轉往日本。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向國內外發表宣告(即第二次近衛宣告)，說什麼：
“日本此次戰爭的目的，在建設東亞新秩序”，表示“以日、滿、華三國相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樹立相連環關係，……倘國民政府能轉換政策、變更人事，參加建設新秩序，日本並不拒絕。”
這裡表示日本政府欲與國民政府和談，但仍排斥蔣介石。這是明顯地向國民政府的投降派--汪精衛之流招手。蔣介石對第二次近衛宣告在1938年11月的《揭發敵國陰謀闡明抗戰國策》中指出：
“敵國宣告及其謬論，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內欺其國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對中國國民妄想肆意迷惑、麻醉、恫嚇之毒計。”
蔣介石曾對汪精衛指出：日本宣告含著如上的毒計，希望其有所警惕，但卻未想到汪已在與日本私通，開始了背叛活動。
這時汪精衛正暗中派高宗武、梅思平於上海虹口新公園附近的一所空房子裡與日本代表影佐等進行祕密會談。
11月20日，雙方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等三個檔案。
主要有三條：
(一)締結日華防共協定。
(二)承認滿洲國。
(三)承認日本人在中國本土有居住、營業的自由。
還規定了日本兩年內從中國撤軍。
這是一份地地道道的賣國投降書。高宗武拿著這三個檔案到重慶向汪精衛彙報。汪承認這些檔案，並表示“預定12月8日從重慶出發，經過成都，於12月10日到達昆明”《今井武夫回憶錄》，第99頁。。希望日本在此期間發表近衛宣告，進行誘和，他表示響應。並要求日本更換駐香港領事，日方立即以田尻愛義代替中村豐，關於發表宣告一節，日方答覆等汪脫離重慶後按照約定行事。接著，汪立即按照《日華協議記錄》的路線與周佛海商量逃出重慶的辦法。
12月5日，周佛海提前到達昆明。
汪精衛本打算12月8日從重慶飛走，但在6日蔣介石突然回到重慶，汪不得不延期離開。汪延期出走，日方誤以為汪在欺騙他們，近衛首相大為驚恐。
蔣介石回重慶後，與汪精衛、王寵惠、孔祥熙等開會時，再次申明抗戰決心。這是武漢失守，到達戰時首都重慶的第一次首腦會議。
孔祥熙等人大談國際形勢如何如何，蔣介石加以制止，他對孔祥熙說：
“不論國際形勢如何，我國必須作自力更生，獨立奮鬥的準備。”
接著，他又對孔說：
“只要我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只要不言和，則我政府即使失敗，國家必可因此復興；況政府至今決無失敗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在主義成功，而不怕一時失敗也。”
汪精衛沒有說什麼話，只是表示：
“敵國的困難，在如何結束戰爭；我國的困難，在如何支援戰爭。”
12月16日，汪精衛單獨去見蔣介石，蔣正在生病，彼此交談了30分鐘，汪沒有提議和之事，這次會面在汪來講，算是暗中告別。
12月18日，蔣介石預定前往西安主持召開年輕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訓話會。汪精衛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於是就準備好了這一天的機票，預備蔣動身後自己隨即動身逃脫。
不巧，這天西安方面天氣不好，蔣介石要延兩天到會。汪恐怕在重慶再待下去有敗露的危險，於是以“赴成都軍官學校講演”為藉口，如期上了飛機。
乘飛機離開重慶後，向成都方向飛去，到了成都上空繞了一週後，便向南方飛行，最後降落到雲南省會昆明。此時汪的妻子陳璧君已於兩週前離開重慶。
汪精衛本來與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密議好共同投日，並準備好了在到達昆明的同時，龍雲便發出擁汪反蔣的通電。但，汪到昆明後，龍雲改變了主意，忽然稱病不與汪見面，只是派部下盧漢見汪，並忠告他“回重慶去”，但也未對汪加以羈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