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見龍雲突然變卦，大為恐慌。於是，在第二天(19日)夜間，跳上滇越路的火車，轉往越南。
12月20日，汪精衛抵達河內。在這前後，陳公博、林伯生、陶希聖、曾仲鳴等也脫離了重慶。
當時在香港等候訊息的今井武夫，得知汪精衛已經到達河內，立即拍發密電給近衛首相。其內容如下：
“接渡邊君(高宗武)電話：竹雲君(汪精衛)來電，已於本日(20日)到達河內；衡諸一般情勢，希望藤原(近衛文?)談話至遲能在後天(22日)之前發表。”
12月27日，蔣介石在陝西武功旅次接到龍雲的電報報告，得知汪精衛已逃離重慶。
12月22日，日本政府按照與汪精衛預先的約定，發表了第三次近衛宣告。其內容與《日華協定記錄》精神大體一致，只是關於日本兩年內從中國撤軍一項隻字未提。
12月24日，蔣介石向英、美髮表鄭重宣告：汪無權代表任何人談判；中國不但不講和，而且正在準備更大規模的抵抗。
12月26日，蔣介石駁斥近衛宣告，指出其“東亞新秩序”論是旨在滅亡中國。
12月27日，蔣介石致電汪精衛，勸他從速返回重慶。汪置之不理。
12月28日，汪精衛致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暨國防最高會議聲稱：“蔣介石在陶德曼工作之際，曾允以日方條件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意在於說明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無可非議的。
12月29日，汪精衛從河內向國民黨中央黨部、蔣介石發來所謂的“豔電”，並由《南華日報》發表。“豔電”中對日本“第三次近衛宣告”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三項原則，表示同意，而對原議撤兵之事不加計較。“豔電”公然為日寇侵華罪行辯解：
說什麼“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並勸蔣介石“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新聞報》1939年1月1日。
至此，汪精衛集團已公開投入民族敵人的懷抱，成為破壞抗戰、賣國求榮的可恥漢奸，淪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不料精衛之糊塗卑劣乃至於此，誠不可救藥矣。黨國不幸，竟有此類寡廉鮮恥之徒，無論任何待之以誠心義膽，而終不能邀其一顧，此誠奸偽之尤者也。
汪精衛之出走，使蔣介石相當震驚。從記錄看來，蔣與汪曾在1938年12月9日在重慶會商，到有孔祥熙、張群、王龐惠諸人，此似為汪最後主持之國防最高會議。《大事長編》所載無會議記錄，只有蔣堅持不與日本言和之主張。
汪既出走，蔣即認為此係企圖給他自己以打擊的舉動。
至此他全未考慮到汪出走有一個和戰關鍵在，他仍認為問題全在汪和他自己的人身關係。
又有：“彼雖蓄意加害於餘，而餘仍應以善意救彼，對於此種愚詐之徒，只有可憐可痛而已。”（1938年12月24日日記）其重點亦仍在“彼”與“餘”之關係。
回憶民國十五年彼投共賣友，不惜禍黨誤國，餘以至誠待之如總理。而彼為**所欺，以一時之利害，而放棄公私情義，不惜與蘇共協力謀我，思誘我上中山艦運往海參崴。此種非人所為之事，而彼竟樂於為知，是則何怪其今日通敵圖降，以打破我抗戰計劃，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識大體，不顧國家至此，餘乃復興之合作，欲使之自拔，豈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餘心所安耳！
由汪精衛的叛國而聯想起1926年3月26日的“中山艦事件”。雖然當年蔣介石承認誤聽傳言，行動過激，不久已獲得真相。但他終生未放棄中山艦綁架他赴海參崴與汪精衛預聞之一說。
至此他更強調抗戰乃一己之事業。
《大事長編》所載蔣在1938年年底以前，曾想用各種辦法使汪不致投敵，如央請與汪交好之彭學沛勸汪赴歐，又與駐英大使郭泰祺交換電訊作同樣安排，再囑香港《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在言論上對汪暫留餘地。日記有云：“以德報怨固非人情之黨，但救人即所以自救，忠恕待人，寧人負我，我決不負人，唯求心之所安而已。”（1938年12月27日）但恐怕去此不久，即已派遣刺客謀殺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