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欲以狂炸為施行威脅恐怖之愚計，孰知其徒使我民眾仇恨愈甚而益加強敵愾心而已。
日寇實行海、陸、空全力進攻，7月4日、7月28日，我第二道防線湖口、第三道防線田家鎮相繼失守。
隨即，敵分四路(南澤路、瑞武路、長江北岸、信陽)，進攻武漢。
8月10日，右路日軍波田支隊在瑞昌東北港口登陸後，遭到我第九戰區的張發奎第2兵團所部第3集團軍的阻擊，敵以主力第9、27師團，在數十架飛機掩護下，分三路合擊瑞昌，並施用毒氣，第3集團軍傷亡慘重，其他部隊增援無效。
8月11日，日寇派72架飛機對武昌、漢陽實行空襲，因轟炸而死亡者達500人之多，許多無辜市民在敵機所投擲的炸彈下喪生。
蔣介石認為“倭欲以狂炸為示行威脅恐怖”實乃是“愚計”，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在狂轟濫炸的武力威脅下，也難以奏效。愚是施行“軍威”，更加引起民眾的義憤。
事實正是這樣，敵人想以“狂炸”威逼蔣介石屈服投降，可結果適得其反，使他只有選擇堅決抗戰之一途。
目睹近日敵機轟炸武昌與漢陽之悽慘，以及人民與士兵死傷之悲痛實不忍心之至！戰例：凡最高統帥必在後方者，不令其見聞軍民在戰場之慘景俾專心主持最高之戰務，而無所動其心也。今餘既任最高統帥而此身又不能不在前方指揮鎮懾，且事必躬親，此餘處境之不同，不得已而為之耳。惟甚恐以理繁治劇之故而貽忽重要戰務，戒之勉之。
此日記，是對11日日記的補充，亦是保衛大武漢會戰的動員。鼓勵官兵同仇敵愾，各司其職。同時嚴以律己，“戒以勉之”。
蔣介石在《告全**民書》中表示：“一切的奮鬥要以拱衛武漢為中心，以達成中部會戰勝利為目標。”
7月31日，蔣介石召集各部隊官長講話，再次強調保衛武漢之重要：“此次保衛武漢的戰役，乃是我們國家前途和整個抗戰局勢最重要最緊急的關頭”，“我們一定要拿出必死的決心，確保武漢的安全”，“誓與武漢共存亡”。
保衛大武漢的會戰是從八月初開始的，中日雙方在數千裡的戰場上，進行了近三個月的激戰。日寇開始進攻武漢時，就調集了十個師團，後又補充了五六次。蔣介石也動用了幾乎所有可調動的部隊進行抵抗。中國廣大官兵與日寇作戰十分英勇。其悲壯之情景待後補敘。
(一)
讀孫子地形篇。今日長江之敵，已入掛形與險形之地矣!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此倭寇之所以必敗也。
這年夏天的8月，正是保衛武漢的會戰最初階段。蔣介石一邊指揮著長江沿岸的軍事，一邊研讀孫子兵法。
這裡所說的“地形篇”，正是孫子兵法卷下的首篇。
蔣介石日記中說：“今日長江之敵，已入掛形與險形之地矣!”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此六者，地之形也。”“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所謂“掛者”--
梅堯臣注：“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杜佑注：“掛者，牽掛也。”
李鑑注：“往難以返曰掛。”
杜牧注：“掛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掛礙也。”
集四家注可今譯為：大面積呈網羅狀的天險之地謂之掛形之地。
日軍正應了孫子的“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之說。
中**隊沿長江天險，嚴加防範：以李宗仁為首的第五戰區防守在武漢以北的大別山區；以顧祝同為首的第三戰區駐守在湖口以下的江南地區。國民黨軍有60個師佈防於大別山、瑞昌南北線及長江中下游沿岸。這可謂是“有備”，事實證明，日軍速戰速決，溯江而上，儘管配之以飛機大炮，由於我軍採取分路憑險阻擊的打法，消耗了日軍兵力，使之不能**。
所謂“險者”--
杜佑注：“高陽之地。”
曹操注：“地形險隘。”
李鑑注：“險阻之地。”
杜牧注：“險者，山峻谷深，非人為所能作為。”
不必今譯，便可明白其義。
孫子兵法曰：“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說得好：“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陰而來，擊之則勝。”
我軍居高陽，日軍“從其下陰而來”，敵敗我勝。
蔣介石兵法學得不錯，他當時採取居高臨下，據險分路阻擊之戰術，強調“確保”、“固守”。但，最終失敗了。原因主要有四：(1)主次不分；(2)只突出工事作用；(3)不重視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4)敵軍火力裝備佔優勢。
這樣看來，學以致用還欠功底。
不過，蔣介石運用兵法總結軍事上的利弊有時還是可以的。
1939年1月，蔣介石在《以事實證明敵國必敗及我國必勝》那篇論文中寫道：
從戰略上來看，他(日本)犯了軍事上三個大忌：
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終沒有夢想到我國抗戰到18個月之久，不但不為所屈，而且愈戰愈強；他也沒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之後，要疲竭到以5個人來拼我們一個人的地步。
二、他一味希圖取巧僥倖，妄想以輕巧取勝。而結果適得其反，完全違背了孫子“兵貴神速”的原則，弄到政潮迭起，反戰空氣日濃，他們所自誇為唯一戰時內閣的近衛文?乃不得不因此下臺。又證明了孫子所謂“兵久而國不利”的名言。
三、古人所謂“頓兵深入”的大忌，原為對強者而說的，現在他從東海邊頭深入到幾千裡外我國的內地，使得他已佔領的地區，都變成了我們正規軍和游擊隊活動的勢力所在，處處要受我們的控制，時時遭到我們的打擊，欲進則愈隱愈深，要退則到處荊棘，這真是走到了孫子所謂“鈍兵挫銳，屈力殫貨”的地步。
應該說，他還是分析得比較透徹、中肯的。
(二)
綏最後十日間之總攻擊，長江兩岸大受頓挫……今武漢守備漸臻就緒。
8月10日至24日，日軍首次攻星子、瑞昌。在這期間，日軍主力集結完畢。
8月22日，日本大本營正式下達攻佔武漢的作戰命令，其命令如下：
“華中派遣軍應協同海軍攻佔漢口附近要地。”
接著，日軍集結在九江、太湖一帶的第11軍，於當日(8月22日)，在長江南岸的湖口、星子一帶登陸。
8月24日，瑞昌失守。日軍乘勝分別向贛北馬頭鎮和箬溪兩個方向進攻。我軍第31集團軍和第32集團軍憑據廬山等天險之地部署防禦，阻止日軍深入；日軍雖曾反覆嘗試突擊，但每次均被擊退，損失頗重。
8月25日，日軍空軍開始瘋狂轟炸田家鎮。
蔣介石下令，將武漢衛戍總司令部改由軍事委員會直轄。
為了減輕負擔，陳誠將武漢衛戍司令部指揮工作交給羅卓英，任命羅卓英為衛戍總司令，陳誠專任第九戰區司令官(後交薛嶽接任)。
為保衛武漢，中**隊集中了99個師的兵力。
“《孫子》謀攻篇曰‘敵則能戰之，小則能逃(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兵力相當則與之對陣，佔劣勢則取守勢，再不如則退卻。能在弱小敵前逞強的兵力只會被強大的敵部隊所俘獲。)今敵即不能勝我(不戰而屈人之兵)，此其謀攻之失敗，我為長期應戰，度勢量力，不與硬拼，敵終必為我擒矣!”
說到持久戰對經濟的損害。然則既能挫折日本，難道就不會拖垮中國？答覆這問題，我們只得再度參考蔣在戰前以筆名徐道鄰發表的《友乎？敵乎？》一文。作者坦白指出，中國尚是一個在革命階段組織未就遂的國家。其他國家有“土地、人民與主權”，中國則只有“主義、群眾與領袖”。所以“佔領了中國首都，不能制中國的死命”。甚至在“中國重要都市與海港全被佔領時，在中國誠然將陷於極度的困苦與犧牲”，可是中國依然存在。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斷言蔣介石對日作戰無全面計劃，只有一般概念。看來全面抗戰不能避免，他立即對來日戰場畫下一個大輪廓。
(一)
本月戰爭最列，亦為成敗最大之時期。長江北岸了濟，大別山北面商城、潢川、羅山各縣及田家鎮雖先後失陷，然我軍仍照原定計劃阻止敵軍於國防工事線之外；南岸之敵，雖向南突竄，然多受我軍重大打擊，廬山南麓，終不能越隘口一步，其死傷慘重，約計9月間敵軍死傷必在10萬人上下；我軍傷亡，反較敵軍為輕，大體言之，消耗戰之目的已達，然而將士之犧牲與痛苦，誠不忍言矣!
在長江北岸，敵第11軍第6師團自佔鄂東南黃梅後，繼續向西進犯。我軍第五戰區的李品仙第4兵團所部，沿大別山南麓及長江北岸層層佈防堵擊。雙方在鄂東南廣濟、武穴一帶展開激烈爭奪。
8月27日，為密切配合長江兩岸作戰，日軍又以第2軍司令官稔彥王指揮第2、13、16師團，在大別山北麓豫鄂皖邊境進犯商城、潢川，妄圖穿越大別山，攻擊信陽，切斷平漢鐵路，從北部迂迴包圍武漢。我守軍張自忠、孫連仲各部憑藉安全的險隘地形沿途佈防，與敵血戰，給予敵人迎頭痛擊。
9月6日，敵在長江北岸攻陷廣濟、續佔武冗，繼而猛攻長江要塞田家鎮。守軍第2軍在第26、48、86軍策應下，與敵苦戰10多日，終因敵人火力優勢，陣地全毀，官兵傷亡殆盡。
9月16日，商城棄守。我軍退守打船店、沙窩等大別山隘口，繼續與敵血戰，殲敵甚眾。敵被迫沿合(合肥)信(信陽)公路西犯。
9月19日，突破我59軍防線，進佔潢川。接著敵又攻羅山，胡宗南部予以痛擊，殲敵5000餘人，終因援軍未到，羅山被陷。
儘管如此，但大別山國防工事線，始終未被敵人所攻破，達到了有計劃地牽制與消耗敵人之目的。
(二)
昨日，宇垣外相辭職，其內閣頓顯混亂惶惑之象，推察其原因，可約言之：
一、所謂對華中央機關許可權之鬥爭，宇垣為軍部所排斥。
二、對英外交方針之不能貫徹。
三、國聯透過第十六條盟約(對於發動戰爭國家予以經濟制裁)，其外交顯然失敗。
四、軍部欲約華南進兵，外務省不能同意乎？
總之，倭閣命運已遇最大關頭。
“宇垣工作”正在進行的時候，陸相“坂垣態度忽變強硬”，堅決反對宇垣與蔣介石和談，並明確反對由第三國調停的外交方針。
8月30日，坂垣陸相發表《對華政策》談話。其內容如下：
“對華政策，仍循1月16日近衛宣告之路推進，但蔣介石如能有參加新政權之意，則亦未嘗沒有再行研究的餘地。
“關於中國新中央政府之樹立，宜由蒙疆自治委員會、臨時政府(北平)以及推持政府(南京)分別派各方代表組成中央政府籌備委員會，然後誕生政府。”
宇垣本打算把在軍部所活動的另一條線，即請汪精衛到日本洽商成立新中央政府，在內閣會議中做詳細報告，以求內閣給予他和平交涉的全權。可是軍部強烈反對，並著手實行把宇垣拉下來的陰謀活動。
為了達到逼迫宇垣下臺之目的，軍部打算成立一個“對華院”。所謂對華院，就是統一處理有關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的中央機關。
宇垣一成看穿軍部的陰謀，極力加以反對，並提出“對華院”的職權只能限制在日軍佔領地區的修正案。
首相近衛文?最後還是同意軍部的主張。
9月29日，宇垣一成提出辭呈。“宇垣工作”到此為止。
蔣介石所推察的原因有四，總歸一點是坂垣陸相欲以“軍威”逼迫蔣投降，亦可見日本天皇的狂妄野心。
日寇在大亞灣登陸之目的：
一、表示其非達到使中國屈服不可。
二、對英國示威，欲使中國不借重英國而向其屈服。
三、希望分化廣東，不加抵抗。
四、至於截斷廣九鐵路之目的猶在其次。
10月12日晚，我第1軍在信陽以東與日軍展開激烈爭戰，後因敵第三師團馳援而放棄信陽作戰略撤退，於是，日軍沿平漢鐵路南下，形成對武漢合圍。
同日(12日)，日寇祕密將臺灣澎湖島的日軍第21軍調出，用300多艘登陸艇載運廣東，在大亞灣突然登陸。
日軍之所以一舉突擊成功，是因武漢此時正陷危機，中**隊無力援助，加之駐守軍隊防禦疏忽，造成乘虛而入的機會。
蔣介石日記中對“日寇在大亞灣登陸之目的”的四點分析前三點基本準確。第四點“截斷廣九鐵路之目的猶在其次”及判斷有誤。日本指向廣州的主要目的(並非“其次”)，就是封閉中國海岸線唯一通往海外的門戶，使中國從海外購置的軍火不能從香港經廣九鐵路由廣州進口，再經粵漢鐵路輸入內地。這也是日軍蓄意奪取武漢，攔腰切斷平漢線的真正企圖。
此時武漢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則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全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之根基。
對於敵軍心理，若其果求和平，則我軍自動放棄，反能促其覺悟，並可表示我抗戰之決心，與毫無所求，且亦所不惜，使其不敢有所要挾。
否則，如果我軍冀其停止進攻，則彼更將奇貨可居矣!故決心放棄武漢。
9月19日，日軍進佔潢川、羅山後，在信陽以東與我第1軍遭遇，戰鬥十分激烈。後敵以第3師團馳援，10月12日佔領信陽。蔣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全軍7個師退守南陽；李宗仁所部撤往鄂北。僅留大別山為遊擊基地，由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在大別山內打游擊。
正當中日雙方軍隊在武漢外圍激烈爭戰時，日本大本營在御前會議上又作了進攻中國華南的決定。日軍乘廣東沿海守軍疏於防務，在進攻武漢之前迅速攻戰了廣州。
10月20日，江南之日軍迫近大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