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不準德顧問擅自離職，是為國也，德如因此束縛緯兒之行動，以為報復，則為私也；私不能害公，吾於緯兒之安危，聽之而已。
1933年，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以後，很快建立起軍國主義體制，走上了在歐洲爭奪霸權的道路；他和東方的日本帝國主義遙相呼應，結成威脅世界和平的聯盟。
德國，過去曾是國民政府的友邦，特別是在抗戰以前，蔣介石曾聘請許多德國人充當軍事顧問，並參與“圍剿”中國工農紅軍。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對日的聯絡與溝通，一直是由德國這個“第三國”從中牽線。
1938年2月，德國法西斯直接站到日本帝國主義一邊，承認偽“滿洲國”。至此，中德兩國關係日益冷淡。
6月，國民政府接到德國單方面的要求：廢止軍事顧問團契約，撤回顧問人員。這無疑是與**，與中國為敵的步驟。
可正當此時，蔣介石的次子蔣緯國正在德國學習軍事。蔣緯國，是蔣所最鍾愛的兒子(至於為何有此特別的情感，傳聞無據，不予贅述)，現已陷入敵手。
蔣介石本想不允許顧問團違約撤走，因為他想利用德國這個“第三者”在中日之間進行斡旋，以求得和平的途徑。但又怕由此引起德國對自己兒子採取報復手段。在這兩者之間的抉擇中，蔣介石焦慮萬分。
高宗武擅自妄動，可謂膽大妄為矣!
坂垣的扶汪工作正加緊進行。而中國方面積極從事抬汪組閣者，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
本來，高宗武是與蔣介石的侍從室副主任周佛海有著密切聯絡的，他的任務是從日本方面獲取情報，直接向蔣介石呈報。但在“宇垣工作”期間，他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駐南京事務所主任西文顯保持聯絡的過程中，受其影響而背叛了蔣介石，成為被日軍所利用的走狗。
高宗武還利用與周佛海的特殊關係互相勾結起來，專門向汪精衛暗通訊息。
6月23日，高宗武為了和日本政府當政者。近衛首相與坂垣陸相直接會面，不經向政府申報核准，也未告知蔣介石，擅自祕密前往日本。
7月5日，高宗武抵達橫濱，經日本陸軍省軍務課長(前參謀本部第八課長)影佐禎昭引薦與首相近衛文?、陸相坂垣徵四郎會談。
高宗武表示：
“蔣委員長對於日本的所作所為甚為憤怒，但這只是一時的，不能因此而放棄永遠大計。如果蔣委員長不接受議和，汪兆銘必定接受，汪的意志已很明白，如果日本表示誠意，則以汪為首的中國內部的和平勢力便會接受停戰的調停。汪已對蔣委員長作了數十次的進言，若時機成熟，汪立即會實行計劃。
“日本宣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因此，連汪兆銘也為之無計可施。在國民政府中，既有汪兆銘內應，日本應該先進行和議。”
高宗武的這番表示，使日本軍部確定了扶植汪精衛組成傀儡政府的行動路線。
坂垣徵四郎在會談中向高宗武遞交了保證函，函件寫明：“日本政府願以汪兆銘為和平運動中心。”
7月21日，高宗武回到香港即將他的日記及會談記錄等檔案整理後寄往漢口上陳蔣介石。並附有一封解釋他此次祕密出訪日本的信件。信中說：
“委員長鈞鑒：職於6月23日由香港祕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瀆職擅越之罪於萬一也。”
7月25日，蔣介石約汪精衛、張群討論高宗武的報告。汪精衛當時很不自然。
這便是“高宗武擅自活動”之始末。
敵陸相坂垣近又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及反對謀和之言論，是即反對宇垣之外交政策也。
日本政府起用宇垣一成為外相。宇垣就任外相時，中國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張群以私人身份發去了賀電，在賀電中流露出希望中日雙方友好親善的願望。宇垣當即覆電，建議可否請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赴日洽商。
6月17日，宇垣外相第一次接見外國記者說：
“大局根本變動時，可以重行考慮日本態度。”
話雖然說的不太具體，但已流露出兩國之間有議和之可能性。
中日雙方開始祕密往來，“暗送秋波”。
為做好接洽的準備，6月26日、28日，孔祥熙派其祕書喬輔三前往香港與日本駐港總領事中村豐一晤談。
喬輔三轉達了蔣介石的“如果日本在中國無條件撤兵，關於承認滿洲國的檔案，我(蔣介石)絕對可以簽署”，麥朝樞著：《關於蔣介石和汪精衛進行降日活動的見聞》，《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第54頁。中國也可以參加德、意、日三國軸心協約的許諾。對方認為可以進一步商議。
可是，正當此時，日方陸相坂垣徵四郎卻堅決反對與蔣對話，並堅持以“蔣介石下野”為和平交涉的條件。致使即將進行的和平談判中途流產。
其實，日本的野心是征服全中國。何況，日本現在已經侵佔上海、南京、徐州、濟南、山西大部，怎麼會完全撤兵呢？!
蔣介石對此，深表遺憾。他是希望“宇垣工作”獲得成功的。
敵陸相坂坦見倭王后，復向外國記者發表倒蔣之宣告。然餘終不屈服，則敵只有加緊軍事進攻之一途。
敵國以不戰而勝為上著，其次則速戰速決；今久戰而不能決，是其致命傷也。
由於日本陸相坂垣徵四郎仇恨蔣介石的情緒及日本政府的狂妄野心，蔣介石的抗戰決心再次堅定起來。
可是，日本天皇在1938年6月末，又讓宇垣外相試探以和談交涉誘蔣投降；同時，命陸相坂垣施以“軍威”迫蔣屈服。實則是軟硬兼施，為達一個目的。於是，日本陸相坂垣向外國記者再次發表堅決不承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強硬宣告，煽動國內輿論，與國民政府為敵。
蔣介石面對日本軍隊的蠻橫無理，只有選擇堅決抗戰之一途。
蔣介石看得明白，日本是以“不戰而勝為上著，其次則速戰速決”。而今，對話中斷，“上著”不靈；速戰速決業已失敗，急欲亡我，談何容易!
蔣介石抱定：答應我無條件撤兵，恢復戰前狀態(東三省和內蒙古可以不要)，就與你談和；反之我就與你打。你苦於經濟、軍力不足分配未必最後取勝，然而對你，久戰不決，可是“致命傷也”。
倭首相近衛昨忽銷假視事，而倭王又先後召見坂垣、宇垣、近衛及參謀總長閒院宮，其必對華和戰方針已有決定。
坂垣態度忽變強硬，明白反對宇垣與我求和及由第三國調停之外交方針；但其實，仍外強中乾，試探我是否為其威逼而屈服耳。
日本天皇先後召見軍、政大臣，商討和戰方針，結果如何呢？
首先做出蘊藻浜反映的是“坂垣態度忽變強硬”，阻止“宇垣工作”進行，反對“由第三國調停”。
“宇垣工作”已經半途中止。
所謂“由第三國調停”，是指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義大利駐華大使齊亞諾出面活動。他們透過麥朝樞向蔣介石提出：中國承認偽滿，並參加德意日三個軸心協約，日本在中國無條件撤兵。蔣介石對此當即答應：“這條件太好了，……參加軸心同盟，這也合乎我的理想。”蔣本來對蘇聯、**的聯合是取之無奈，他更欣賞德、意、法西斯制度。
但是，坂垣對此強烈反對，無非是想以武力壓迫蔣介石，使其屈服投降。
蔣介石經過最近的分析，得知：這是日本的“不戰而勝”的“上著”失靈，而採取的下策，“其實，仍外強中乾。”
從盧溝橋事變到現在，日軍實行大規模的戰略進攻，侵佔了中國大片領土，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日益增多的困難。戰爭的巨大消耗使日本國內軍費劇增，人民生活不斷惡化，國內人民厭戰情緒不斷增長。隨著戰局的擴大和戰線的延長，兵力顯得極端不足。加上速戰速決戰略計劃的破產，已經到了無可奈何又強而為之的地步。
日本已經到了這一步，蔣介石怎能屈從於它呢？此時的蔣介石是不怕戰場上對陣的，他認為不管勝負，最終勝利屬於我。
國民參政會發表宣言，強調擁護政府團結禦侮之誠意，此無異籤復敵寇1月16日“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之聲，使其知所畏懼，亦可見我政治力量大增矣!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國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討論了黨務問題和施政方針問題。關於黨務問題，決定實行總裁制，以代行總理職權。大會推舉蔣介石、汪精衛分任正副總裁。
會議通過了《組織國民參政會案》、《非常時期經濟方案》、《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等決議，會議還制定了《抗戰建國綱領》。
中國**中央委員會向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了電函。函中指出：“為增強政府與人民間的互信互助，為增加抗戰救國的效能，健全民意機關的建立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同時此機關要有不僅建議和對政府諮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國事和計劃內政外交的權力。”
許多愛國志士也都積極要求建立民意機關，推動民主政治，以便集中國力，動員全民族，堅持抗戰到底。
基於來自各黨派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和推行。”
依據這一決定，新設國民參政會，取代顧問性質的國防參議會。
6月16日，由國民黨中央發表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總額為200名，其中國民黨員有89名；**員被當作“經濟團體與文化團體”，只有**、王明、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7名；中國青年黨7名；國家社會黨6名；社會民主黨1名；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1名；無黨派者89人。
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於抗戰一週年紀念日的7月7日在武漢開幕，由汪精衛任議長、張伯苓任副議長，均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會上發表演說如下：
“敵人之所以敢於輕視我國，其最大的理由，還不在軍事方面；而是他看到我們國家內部不團結，政治不統一，沒有形成現代國家的基礎。……但是，現在已表現我們全國一致抗戰的組織和行動，使敵人不得不重新認識我全國國民的力量已團結集中於政府指揮之下，來排除侵略，這實在給予敵冠以致命的打擊。”
7月15日，大會最後一天，發表了宣言。
它向中外宣佈：中國要“動員一切物力、人力，為自衛，為人道，與此窮凶極惡之侵略者長期作戰，以達到最後勝利之日為止”；各黨各派要“舍小異而趨大同，翊贊統一，共同救國”；在政治上，“力求庶政之革新，樹立民主政治之基礎”；在經濟上要“增進生產加速建設，務期鞏固金融，開發資源，以求軍需之自給併為民生之保障。”這些都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受到與會者的贊同。
**代表，除**外，其他6名都參加了國民參政會，他們都對大會的成功表示滿意。王明講“國民黨和**的親密團結因此加強。”林祖涵發言說：“在中國歷史上沒有能比得上國民參政會的大會，奠定了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基礎。”
當然，大會還有很大的不足。會上，對如何堅持抗戰，如何普遍地發動和組織廣大民眾積極參戰，如何改善政治機構，如何採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人民出版、言論、集會、結論的自由和保障各個抗日黨派合法存在等等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
蔣介石這天的日記對宣言的作用作了估計，同時對他的總裁身價大增，感到異常滿意。因為宣言中特別有這一條：“否認國民政府，就是否認中國國家；仇視蔣委員長，就是仇視中華民族的國家意識。”
滄縣保定告急，華北大戰又起。餘以部隊複雜指揮困難，至為焦灼，施自記：“唯有堅守城堡各據點待機出擊，方可制勝。”晚間餘覺心境一舒又自記曰：“此殆為樂從憂生之兆乎!”
蔣介石日記未對任何戰役詳細分析檢討，通常對每一戰役只提及一二句。所記以南方諸戰役較北方為多，其親自督導之戰役較常提及。又通常憂慮之情形見諸紙間，反面則雖經宣傳機關高度渲染之勝利，在日記中無驚喜情調。例如日軍攻略河北時，他有此記，如是戰局影響他的情緒，這是常態。
觀察敵勢。在直接溯江而上，僅佔要塞據點，而不作野戰，以期先佔武漢為唯一目的。餘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
為阻止日軍進攻，中**隊於6月9日上午9時，在花園口處決開黃河大堤。流出的河水淹沒豫東南大片土地及皖、蘇部分地區，當時黃河水量不多，水速每小時只不過3公里，但總算把日軍的車輛、重武器等陷入泥淖，使日軍進退維谷，粉碎了日軍機械化部隊直衝武漢的計劃。當然，人為的水災給戰亂中的窮苦百姓也帶來苦不堪言的禍患。
實際上，此次人為的水災，並沒有在戰略上奏效。由於黃河決口、淮水氾濫，有利於長江水運。因此日軍放棄了從中原南侵武漢的意圖，而改取東側陸路及溯江西上的進攻途徑，遂揭開了武漢會戰的序幕。
敵人意在摧毀國民黨的政治、軍事中心武漢，以此威逼蔣介石屈服，打破其長期抗戰的戰略計劃。為此，日軍糾集了12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500架。面對來勢凶猛的倭寇，蔣介石採取了避其鋒芒，“決不作無謂之犧牲”的方略，保持相當兵力，以期達到“消耗戰之目的”。這篇日記反映了蔣介石戰略思想的變化，他已從大拼消耗轉向有意儲存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