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先是雷震，以後是吳鐵城、邵力子到上海，敦促第三方面（民盟、青年黨及社會賢達）出面勸周恩來到南京繼續和談。當我們提到梁漱溟的“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的趣語時，青年黨的李璜大發“死馬當活馬醫”的議論。
10月21日周恩來終於在第三方面的敦請下乘飛機由上海到南京。陳家康（當時中共上海發言人）在20日發表的繼續和談的宣告說：“國共之外，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精神為民主和平呼號奔走，悲天憫人，可感可泣……”中共宣告中的這個“死馬當活馬醫”的提法就是針對梁漱溟及李璜而言的。
我參加政協祕書處的工作
重慶的政協除了參加進去的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及社會賢達五個方面各派一個代表團組成外，另由國、共、民盟、青年黨各出一人組成政協祕書處，協助各該代表團工作。代表國民黨的是雷震，代表共產黨的是齊燕銘，代表民盟的是蔣勻田，代表青年黨的是劉東巖。
張君勱在當年8月間在民社黨改組成立（民社黨和海外憲政黨於1946年8月合併成立）大會上雖然抵制住了立刻退出民盟的建議，但會後他受到黨內反民盟勢力的壓力，越來越在民盟內部鬧獨立性。9月間他給民盟梁漱溟寫了一封信，說以蔣勻田為民社黨駐民盟的代表，民盟發表的任何公開檔案必須事前經過蔣勻田的同意。這樣一來，豈不是蔣勻田成了民盟的太上皇了嗎?當時梁漱溟認為蔣勻田只能是代表民社黨參加政協祕書處，而不適宜再代表民盟了。於是，他以民盟祕書長的身份改任我擔任民盟政協代表團的祕書。從此，第三方面政協代表們開會的時候，作為祕書代表民盟與會的除了蔣勻田而外還有我。
梁先生脫離了民盟
蔣介石在10月16日發表宣告，提出和談的八項辦法，前七項提出中共所無法接受的軍事及制憲要求，最後一項提出，如中共接受這七項條件，他就下令停戰，“在下令的同時，共產黨應宣佈參加國民大會並提出其代表名單”。中共中央緊跟著在10月17日發表宣告，提出針鋒相對的兩項反建議：①軍事恢復1月13日停戰協定生效時的雙方駐軍地位。②承認實行政協一切決議為一切政治商談的準則。
國民黨八條，中共兩條，是針鋒相對，無法調和的。於是，第三方面推出以梁漱溟為主、以黃炎培和莫德惠為副的三個人起草了第三方面的方案。這個方案，根據民盟和中共之間的默契，本應事前和中共接頭通氣才對。這一點梁等並未做到。這個方案共三點。第一點關於軍事，第二點關於地方政權，實際上是遷就了蔣介石的八點，而和中共的兩點大相徑庭。除此而外，還把中共駐軍地點限為齊齊哈爾、北安和佳木斯三處，又提出蔣介石可以派警察接收中共所在鐵路沿線的各縣地方政權。這個方案於10月28日送到國、共、美三方。
上述方案首先送到共方，理所當然地遭到周恩來的嚴厲斥責。幸而雖然已經送到國、美兩方，但在時間還來得及之前，即時撤收回來，使該方案未能發生作用。
第三方面調解失敗，梁先生感到內疚，隨即離開南京到四川北碚勉仁中學。從此最後脫離了民盟。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全國解放後，梁先生自四川來到北京，任全國政協委員。這是一個榮譽職。1953年他遭受不實事求是的批判，但他淡然處之，沒有做違心之論的自我檢討。“**”開始，他同全國人民一樣，遭到抄家、沒收、掃地出門的待遇。但“文革”後落實政策時，號召大家申報所受損失，他卻拒絕申請。他說：“我所受的損失，不是任何金錢所能補償回來的。”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時，他公然反對把林、孔並列，提出只批林而不批孔。這種“披逆鱗”式的行動自然遭到有組織的圍攻。在群眾批判之後，讓他表示一下自己的思想反應時，他卻傲然以“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兩句話來做回答。此外，他還寫了一篇《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文章，最後提出：“不妨拭目以俟之，可耳。”這篇文章寫於1974年6月批林批孔運動**當中，註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立冬撰寫完成不發表”。《群言》雜誌在1985年第2期、第3期上分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