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深思的是中國在20和30年代“五四”反傳統精神取得了初步勝利後，在文化理論上並沒有出現新的突破。梁先生這種從哲學入手歸結到儒家的復興論，儘管在其本質是屬於全面接受西方文明才能回到儒家的人生態度的迂迴戰略，但是由於表面上被視為為儒家辯護，難於為反傳統思潮所接受而不得不退居冷宮。解放後“一面倒”的政治力量，儘管在文化觀上是“全盤西化”的性質，但西化中又被分出了兩性或兩姓，而把梁先生的理論不求甚解地擺進應加批判之行列。這是梁先生學說未能進一步透過學術上的辯論而得到完善的歷史背景。
世界進入70年代，梁先生的學說被西方研究中國社會歷史的學者從書堆裡發掘了出來，針對西方文化的危機而引起了注意，又為許多在國外的華人學者伸引發揮，引出了“新儒學”的誕生。出口轉內銷，梁先生的舊著在80年代又得到重版，梁先生在耄耋之年整理的舊作《人心與人生》也出版問世。
梁先生的思想又一度得到思想界的重視，也不是偶然的。經過30年的“一面倒”，在實踐中認識到“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盤接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固然不行，全盤接受西方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也行不通。從而覺悟到要實事求是，就是要從原有的基礎上，採取群眾能接受的辦法，逐步改革傳統的社會和文化，中國才能存在於現代世界，發展成先進國家，並建立一個和平繁榮的世界秩序。在這個歷史關頭，對人類文化的本質，各國各地文化之所以有異同，在發展過程中怎樣相互對待，又怎樣推陳出新，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在20世紀末，文化觀的研討勢必興起新的**。梁先生的理論是20世紀初期的產物，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考驗，儘管其中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但作為提出問題，提出觀點的先鋒是值得我們後輩敬仰的，正如他自己在《人心與人生》的結語所說：“當全人類前途正需要有一種展望之際，吾書之作豈得已哉。”
我從梁先生的發言聯想到RuthBenedict。我對美國的社會人類學隔膜已久，我不知道她的學說後來有什麼發展。我的聯想本身表明了我對西方社會人類學的期望。在當今的世界上，文化傳統不同的人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分不開的經濟體系裡，怎樣能形成一個和平共處的世界秩序，應當是社會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當前的熱點問題。我盼望由重溫梁先生和Benedict的學說而促使我們面對現實，多作貢獻。
謝謝各位。
（原載民盟主辦的《群言》雜誌1988年第9期）
附錄五哀悼梁漱溟先生
葉篤義
隨著歲月的增長，記憶力的功能正在急遽減退，然而記憶的選擇性彷彿也在增強了。一些事情忘卻了，而另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更鮮明起來。對於梁老的記憶正屬於這樣一些事情。
浩繁的往事往往難以沖淡人們最初的記憶。我首次見梁先生是我第二次到重慶參加民盟中央工作的1946年4月。我一到重慶就擔任協助接待中外記者的工作。當時梁先生是民盟的祕書長，所以我一上來就同他有很多的接觸機會。
“你是中國的聖雄甘地”
梁先生一個人出去見馬歇爾和司徒雷登的時候，總是帶著我擔任翻譯。除了梁先生而外，張君勱和羅隆基，他們以國外關係委員會主任和宣傳部長的身份，同外國人接觸機會更多。但馬歇爾和司徒雷登對梁先生特別尊重。不只一次馬歇爾、司徒雷登當面稱讚梁先生是中國的聖雄甘地，當時擔任翻譯的我聽了這樣恭維的話也感到與有榮焉。
“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從1946年六七月起，蔣介石在全國發動全面大規模的內戰，政協和和談活動均已停止。周恩來為了抗議，由南京移到上海居住。9月30日，周分別致函馬歇爾及蔣介石，說明倘不停止對張家口的進攻，那就是和平的全面破裂。10月10目梁先生由南京到上海去見周恩來促其回南京繼續和談。11日夜車，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車一見報，看到蔣軍已攻下張家口的訊息，不禁驚歎地對記者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這是當時南京報上遍傳的趣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