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整體加特點的文化觀上把梁老先生和RuthBenedict聯絡了起來。這是我主觀上的聯絡，並不包含他們兩人的思想有過接觸或有過相互影響。他們可說是獨立起源的，ofindependentorigin。論年齡梁先生幼於Benedict6年（Benedict生於1887年，卒於1948年，梁先生生於1893年，至今健在）。但是梁先生的思想成熟得較早，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1919～1920年講的，而Benedict的CulturalPattern一書是1934年出版的，相差十多年。他們兩人的學說盛衰的時期也不同。梁先生的東西文化論是2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熱門，30年代已轉入低潮，40年代隱退，50年代受到批判，80年代重又受人注意，當然還不能說是熱門。Benedict的CulturalPattern在30年代中期推出，40年代因出版了提出日本文化格式的《**和劍》（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1946年）而風行一時，受到了美國海軍部的重視，資助她開展所謂“文人資源”的研究（humanresourcesstudies），參予的學者有120人，可稱為**。但自從她去世之後，也就偃旗息鼓了。
他們兩人的學說固然有上述相同之點，但還是各成一家的。由於他們學術的興趣和訓練不同，接近及進入這個文化分類問題的角度也不同。梁先生是從對人生應取什麼態度的倫理問題上起步的，他有過一段皈依佛教的經歷，從自身的體驗中進入文化的研究，發現三種不同的文明各有其不同的人生態度。強烈的愛國感情和責任感，使他追究中國文化的出路而提出了這三種文化體系有其發展上的客觀順序，中國和印度的文化沒有按這客觀順序進行，出了問題。所以要回頭接受西方文化。但是人類最後要落實到肯定人生、調節慾望的儒家文化。
Benedict早年原是研究文學的，然後透過民間傳說及民俗的研究進入社會人類學。她所熟悉的是在文化中活動的個人，具有不同性格的角色。個人如此，文化是否也存在不同的性格?她在研究美國印第安人時就被不同部落間人們氣質的差別所吸引住了。有些部落比較豁達，有些比較拘謹。這些氣質表現在生活的每個方面。她文學的底子使她想起希臘神話裡的太陽神和酒神的性格，因而就借用這兩個神的名字來表示不同印第安人部落的特點。這些不同氣質是怎麼產生的呢?她並不像梁老先生一樣從人生態度上去尋找根源，而從人的心理基礎上找原因。依她看來，人的心理基礎原本是相同的，但各個民族集團依自己歷史條件從這基礎裡各取所需地發展它的格式。而且一旦形成了獨特的格式，也就會按這格式去挑取和吸收外來的東西，排除其不相適應的東西。因之她不認為各格式間存在發展的順序。這是Benedict和梁先生所見不同之處。
我主觀上就這兩人理論上的相同處而把他們聯絡了起來，我又怎樣去理解這兩人理論上的同和異呢?我喜歡把這些曾在社會思潮中出現的理論聯絡到大社會的變動過程中去看它們發生的原因。我想在這裡附帶說一說。
這兩人的思想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產物。經過這次世界大戰，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們原有的那種可以關起門來獨自生活，至多隻和外界交換一些商品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生活上實際已經休慼相關的各地居民由於過去自生自長所形成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卻還很不一致。這些差別阻礙了他們和平共處，產生了威脅到他們生存和發展的一大堆問題。這些問題引起了反應較為敏捷的思想界的種種思考。就是這種世界新形勢使有太平洋相隔兩地的學者前後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對文化的觀點，這些觀點對照過去的時代來看顯現了易見的區別。最突出的是他們的文化整體觀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早已和西方接觸，當時對西方文化的權威性態度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一種文化可以零售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五四”運動批判了這種體用分離論，看到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都是體用一致的整體，各有其“體系”。梁先生認為中西文化的區別是體系之區別。他進一步探索區別的關鍵而發現了不同的人生態度，因而推出了《究元決疑論》，發展成有系統的論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