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講：“在延安談話最多的是毛澤東先生，前後共談八次。有兩次不重要，一是他設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臨走之前，他來送行。其餘六次，每次時間多半很長，至少亦兩個鐘頭。最長者，就是通宵達旦——這樣有兩次。”［《我努力的是什麼》。］
先生講：“當時我對國家前途是悲觀的，日寇侵略我們，全國處於崩潰邊緣。日寇來了，各自逃難，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對蔣介石政府失望，對全國統一不起來悲觀。我是在悲觀失望中去延安的。”“在延安看到毛主席，談國家大事，毛是完全樂觀的。毛主席指出：日本是個小國，它侵略中國，兵力很有限。我們是大國，地方遼闊，大得很，我們退到西南了，日本的兵力就分散了，它的兵力不夠用了。毛主席又指出：日本的野心想獨吞中國，歐洲列強不會允許。日本人一定要失敗。世界許多國家站在中國一邊，美國站在中國一邊，派了斯蒂威將軍來中國，美國有兩個軍事人員在延安。毛主席談的很多，越談我越興奮，中國有希望。毛主席完全樂觀，我是悲觀的，我聽他的談話，也就由悲觀變為樂觀了。他對我談話很多，中心是《論持久戰》的內容，這篇文章那時還沒有發表，他就是以這篇文章來說給我的，說中國一定勝利。我聽他的抗日談話，把我心中煩悶一掃而光，完全佩服，非常佩服。毛主席給我的談話，就是《論持久戰》那些觀點，中國不妥協，日本必敗。
“毛主席講中國必勝的結論時說：‘中國各方面包括共產黨和國民黨兩黨和兩黨以外的各方面要團結，我們團結就能勝利。’毛主席再三致意，中國自身的團結，是抗戰勝利的根本條件。
“我和毛主席談話都是在晚上，夜間談話，因為他白天睡覺，睡到下午六時，他起床了，吃早點了，看檔案了，都是晚上六七點以後。談通宵，直到第二天天將亮。天將明他就睡覺了，他生活如此，我就隨他，下午六時就引我去談話，天將明我就走了。談了兩個通宵，我非常佩服他，五體投地的佩服。
“但對抗日勝利後，如何建設新中國，彼此所見不同，就爭辯。爭論的問題在哪裡呢?就是從建設新中國談起，先談如何認識老中國……他的理論主張四個字‘階級鬥爭’，我就反對他的階級鬥爭。……與毛主席爭論，我認為老中國是缺乏階級鬥爭，明、清近五六百年，階級分化不明不強，貧、富、貴、賤，當然有，可是上下流轉相通，不固定，跟歐洲社會不一樣。中國的老話‘耕讀傳家’……還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五種，男兒當自強’。農家的人讀書，學成中舉，點翰林，還可做官當宰相。這跟歐洲社會不一樣，貴族與農奴階級不一樣……歐洲的老社會是地主兼領主，這是上層階級，下面就是農奴，自由民少。近代社會工商發達……工人與資本家階級對立，關鍵是資本主義起來。中國資本主義沒有成功，只有萌芽。……與毛主席爭論……毛主席說‘你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我說‘你對中國社會特殊性認識不足’。……這樣就沒有什麼話好講了，爭論就結束了。”“當時我提議要確定國是國策——把對外求得民族解放，對內完成社會改造兩大問題同時有所確定——以解決黨派問題。毛主席告訴我，兩大黨在武漢正有八個人起草共同綱領，勸我回武漢進行。但我掛念山東（屬第五戰區）的事情，且與李宗仁（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有約，沒有去武漢而去徐州。在徐州住一個月，與散失的山東同人設法聯絡，並檢討自己的失敗而寫了《敬告山東鄉村建設工作同人同學書》（付印）。”［《告山東鄉村建設同人同學書》。］
先生胞妹新銘之子鄒曉青，思想左傾，先生乘訪問延安之機，將鄒曉青從國民黨統治區帶到延安，鄒曉青留在延安，參加了革命。
一月廿五日，先生回抵西安，廿九日去開封。在西安、開封均略作考察。
二月二日到山東曹州，與舊日山東同人會晤。二月四日到徐州，一面系應李德鄰（宗仁）先生之約，一面亦系謀與魯西、魯南同人恢復聯絡，鼓勵抗敵。留徐州一個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