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講：“我的長處，歸結言之，可有兩點：一為好學深思，思想深刻；一為不肯苟同於人。至於短處……大概說來就是自己不會調理自己、運用自己。我自己有一個方法，就是誠。”
先生講：“我曾有一個時期致力過佛學，然後轉到儒家。於初轉入儒家，給我啟發最大，使我得門而入的，是明儒王心齋先生；他最稱頌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對儒家的意思有所理會。開始理會甚粗淺，但無粗且則不能入門。後來再與西洋思想印證，覺得最能發揮盡致使我深感興趣的是生命派哲學，其主要代表者為柏格森。柏氏說理最痛快、透澈、聰明。美國詹母士、杜威與柏氏，雖非同一學派，但皆曾得力於生命觀念，受生物學影響，而後成其所學。凡真學問家，必皆有其根本觀念，有其到處運用之方法，或到處運用的眼光；否則便不足以稱為學問家，特記誦之學耳。再則，對於我用思想作學問之有幫助者，厥為讀醫書（讀醫書與讀佛書同樣無師承）。醫書所啟發於我者仍為生命。我對醫學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中國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來之根柢。”
先生講：“人生本來始終脫不開與人互相關係的。越往後，人生關係越密切；彼此應當互相提挈合作，才是對的。可是和人打交道，相關係，有一個根本點，就是必須把根本不相信人的態度去掉。……不信任人的路，是越走越窄，是死路。只有從信任人的路上走去，才可開出真正的關係和事業前途來。”［《朝話》。］
是年，在《鄉村建設》等刊物發表過下列文章：《我們對時局的態度》、《中國政治問題之解決》、《追悼王柄程先生》、《中國之經濟建設》、《怎樣閱讀〈鄉村建設理論〉》、《鄉村建設運動綱領講述》、《鄉村建設與合作》、《略述鄉村建設要旨》、《我們如何抗敵》、《青年與時代》、《中國近來社會上幾個趨勢》［《梁漱溟先生著述年表》。］。
一九三八年（戊寅民國二十七年）
四十六歲。
往返於延安、徐州、武漢、重慶。
一月一日，先生從武漢乘飛機到西安。林老（伯渠）在西安城外七賢莊住，先生見到林老後說：“他給我一個方便去延安。這是很不方便的方便。……叫我與運東西到延安的大卡車司機坐一起……走了幾天才到延安。那時天氣很冷，優待我，住處一個炭盆不夠，燒兩個炭盆。”五日到陝北，七日到榆縣（延安），在延安停留十八天，二十五日回到西安。［《告山東鄉村建設同人同學書》。］
先生訪問延安的動機，主要是要做兩件事：“一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作一考察。二是對於中共負責人有意見要交換。”先生說：“若論其意緒動機，則蘊蓄已久。我是要求社會改造的人，我始終同情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對共產黨不瞭解中國社會，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我認定北伐後，老社會已崩潰，只須理清頭緒來建設社會，沒有再事暴動破壞的必要。這裡有兩句話：‘從進步達到平等；以建設完成革命。’這是我的信念。不斷地暴動與破壞將只有妨礙建設，梗阻進步，延遲革命之完成，實在要不得。所以自從共產黨放棄對內鬥爭，與國民黨艱苦淬礪領導國人，共同抗戰以來，當然是民族命運一大轉機。我們欣喜之餘，不能不考慮兩個問題：一、多年對內鬥爭的共產黨，一旦放棄對內鬥爭，可謂轉變甚大，但此轉變是否靠得住呢?二、以同仇敵愾而得見國家統一，誠足欣幸，然為鞏固此統一，似非國人有進一步的努力不可。”“我訪問延安的兩件事，其一所謂考察者，不是考察別的，是專為考察共產黨的轉變如何。其一所謂交換意見者，不是交換旁的意見，是專為求得國家進一步的統一，而向中共負責人交換意見。”
先生在延安停留期間，瞭解當地人民生活情況、教育設施，並參觀了政府、黨部及司法機關。參觀地方黨部的時候，由郭洪濤同志接談；參觀地方政府的時候，由代主席張國燾接談。張談邊區的民主政制甚詳。與郭談，瞭解到民眾團體以前是階級性的組織，現在是全民性的了，運動亦改為以救國為號召，一致對外，不再向於內部作階級鬥爭。經過多方面瞭解，先生講：“我作個結論罷。大致所見事實和談話接觸上，使我們相信中共在轉變中。他們的轉變不是假的，不是一時策略手段如此。他們不願再事內戰的情緒很真切。他們對中國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們說的兩大任務，是切合於他們的理論的，不是飾詞。”又說：“還有一面，即其轉變雖不假，卻亦不深。因為他們的頭腦思想沒有變。他們仍以階級眼光來看中國社會，以階級鬥爭來解決中國問題。……似乎只是環境事實要他變，他自己情緒亦在變，而根本認識上所變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