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在徐州寫完《敬告山東鄉村建設同人同學書》，書中附《山東鄉村工作人員抗敵工作指南》，由武昌鄉村書店代印。書的內容分三部分：（一）山東問題與吾儕工作；（二）爭取抗戰勝利的核心問題——如何更進一步的團結；（三）迅速建立我們的團體組織。
書中，首先分析當時抗戰形勢，說：“戰敗失地不可怕；未戰先敗……崩潰最可怕。失敗猶可諉之軍事，崩潰不能不說是政治。”“與內戰同為國家受禍之近因者則政府之貪汙腐化。”“內戰與腐化二者由何而來?則餘親切感覺實由北伐後執政者忘記革命，政治上缺乏方向之所致。十年來黨政諸公，大多沉於享樂，競求安逸。……北伐後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正為眼前面缺乏一努力奔赴之目標，由是而腐化，由是而內戰。若真有其方針目標而努力奔赴，斷不會腐化，亦早無內戰發生。”
先生說：“餘此次在陝北延安與毛君澤東有一段談話可略敘於此。……中國共產黨過去最大錯誤是什麼?假使容餘言之，則國共分裂，十年苦鬥，即其政治路線錯誤之最大表現。……往者國民黨既借共產黨而得到北伐勝利，共產黨實亦借國民黨而發展起來。如是，十年苦鬥之必要甚覺難言，而怕是一種錯誤。”“分裂雖出於國民黨清共，但共產黨若輕輕以國民黨背叛革命來自解，則似乎笑語。……共產黨之所為，實不認識中國革命的本質，過分估計中國的階級問題，濫用其破壞鬥爭的手段。”“在此十年之中，共產黨殆僅僅靠軍事來掙持黨的生命，而在政治上是失敗的。”“若果共產黨所採政治路線是對的，是適合時勢需要的，正可乘機而起，亦不難如北伐前例。”“又如今日，以瀕於消滅之共產黨，年來轉變其政治路線，放棄對內鬥爭，要求團結抗日，尤以西安事變所表現者為最好，遂得全國同情，抗日戰起，聲光幾齣國民黨之上。優劣異勢，榮枯頓轉，全屬政治策略之成功，曾未耗一兵一卒之力，吾人視望中國共產黨繼續爭取政治上的成功，今後再不要靠軍事來維持黨的生命。”
“中國最大的致命傷，即其三十年來政治上不統一不穩定，由此而斷送了一切。”“我們今日既失敗，必須在後方培養新力量以求繼續抗戰。……培養新力量……則勢須認真發動民眾……而談到發動民眾便已深入政治問題。非各方關係進一步的調整，樹立更健全有力的政治機構，便不能使民眾工作較今日更進一步，到好處。”“但對政治究系如何一種要求?”“一、我們要求抗戰的政府，應在廣大社會里有其根基，上下氣脈相通，政府與社會打成一片。二、我們要求消除各方面（黨派、階層以及種種）以及各個人間的隔閡，猜忌，牴牾，磨擦，而合全國為一個力量的抗日。三、我們要求充分利用知識頭腦，將一切事情為有統制、有計劃、有條理、有秩序地進行，不要敵人未來破壞擾亂而我們先自毀自亂如今日者。總而言之，我們要求民族社會力量的調整與發揮。我們必須調整好我們自身，使自身發出力量來才能抗敵。或說，我們要求全國更進一步的團結，以加強抗戰政府的力量。”
“如何實現更進一步的團結?餘以為須實行下列兩層：
一、確定國是國策，或曰‘共同綱領’。
二、於此共同綱領中，應將下列兩大問題及其細目均有確切之決定：
1.如何抗敵，完成民族解放?軍事、外交、內政、經濟，一切為其內涵之問題，均各有所決定；
2.如何建設，完成社會改造?決定理想目標，並切就事實決定其達於實現之路線、步驟。
“果能由政府領導，使各方意見均得充分交換後，而將上兩層作到，則所謂‘更進一步的團結’乃其當然結果。
“中國共產黨曾向政府提出確定共同綱領之要求，其用意亦不外此，但其所求之綱領，似僅就眼前抗敵問題所決定，而未能包括第二問題，餘此次赴延安訪問，即在向中共方面就此點上交換意見。”
先生在書中詳細敘述了韓復榘在抗日態度上的變化及他與梁仲華等多人多次勸韓堅持抗戰到底而不被採納的情況，先生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在韓氏有抗敵禦侮之心時，曾採納鄉村建設工作規劃，以鄉農學校為基層行政組織，教育訓練民眾。及至決定退離山東，遂毀滅鄉村建設工作。”先生對他在山東的鄉村建設工作的發展、被摧毀以及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作了詳盡總結。先生講：“吾儕工作肇始於鄒平，而發展於菏澤。鄒平工作側重鄉村組織，求有以啟發培養鄉村自身力量，不能有速效，始終未向鄒平以外推廣。菏澤工作一面革新行政，以行政力量推廣一切，一面從民眾自衛訓練進而為各種訓練，樹立各項建設基礎。其收效較快，亦且適合國防需要，故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感受國際壓迫刺激，當局決定推廣；即前所敘之三年計劃，工作更加開展……鄉校推行至七十餘縣，研究訓練機關則於研究院外有山東全省鄉村服務人員訓練處，有所謂第一、第二鄉建師範，有所謂鄉建專科學校。……吾儕工作既基於國防意義，而為有計劃地向全省推廣，何以大戰之來不能有所表見，而反至一敗塗地?此則除吾人自身有其欠缺外，實受山東問題之影響。分兩段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