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初，應少年中國學會邀請作“宗教問題講演”。之後，在家補寫講詞。先生說：“此原為一輕易事，乃不料下筆總不如意，寫不數行，塗改滿紙，思路窘澀，頭腦紊亂，自己不禁詫訝，擲筆嘆息。既靜心一時，隨手取《明儒學案》翻閱之。其中泰州王心齋一派素所熟悉，此時於《東崖語錄》中忽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個字，驀地心驚；這不是恰在對我說的話嗎?這不是恰在指斥現時的我嗎?頓時頭皮冒汗默然自省，遂由此決然放棄出家之念。”［《我的自學小史》。］此為先生自稱“第三期思想”——轉變歸落到儒家思想時期。［《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
在認真鑽研儒家孔門思想理趣中，發現儒家與佛家對人生態度恰恰相反。《論語》一書，既以“子曰不亦樂乎”開頭，而且全部《論語》都貫穿著一種和樂的人生觀——一種謹慎的樂觀態度。如雲：“仁者樂山；知者樂水；貧而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如是等等。顯示出來的氣氛又何等不同!先生講：“正是由於我懷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發現先儒這般人生意趣，對照起來頓有新鮮之感，乃恍然識得中、印、西方文化文明之為兩大派系……三大體系。”［《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
夏，梁任公、蔣百里兩位先生由林宰平先生陪同到崇文門外纓子衚衕先生住所訪問，先生說：“以前輩而枉顧後學，這是我與兩先生彼此交往之始。”［《我的自學小史》。］
秋天，先生在北京大學開始於課外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由陳政記錄。先生首創東西文化比較研究法，針對當時有人認為“東方化是未進的文化，西方化是既進的文化”，“未進文化大可不必提起，單採用既進的文化好了”，以及中外人士中又有要將“東西文化調和融通，另開一種局面作為世界的新文化”論調，指出“全然不對”。先生說：“據我的看法，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世界的文化，中國為東方文化之發源地。”“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先生第一次提出並闡明世界文化分三大體系：一個是西洋的，一個是中國的，一個是印度的；西洋是人對物，中國是人對人，印度是人對自己。先生引證中外著名學者的有關論述，闡明中國文化為人類的貢獻。
先生講：“所謂一家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總括起來不外三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是，宗教、文藝是偏於情感的，哲學、科學是偏於理智的。（二）社會生活方面，我們對於周圍的人——家族、朋友、社會、國家、世界——之間的生活方法都屬於社會生活一方面，如社會組織、倫理習慣、政治制度及經濟關係是。（三）物質生活方面，如飲食、起居種種享用，人類對於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種是。我們人類的生活大致不外此三方面。”“人類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有三不同；人類生活中，所秉持的態度（即所以應付問題者）有三不同；因而人類文化有三期次第不同。第一問題是人對於‘物’的問題，為當前之礙者即眼前面之自然界——此其性質上為我所可得到滿足者。第二問題是人對於‘人’的問題，為當前之礙者在所謂‘他心’——此其性質上為得到滿足與否不由我決定者。第三問題是人對於‘自己’的問題，為當前之礙者乃還要在自己生命本身——此其性質上為絕對不能滿足者。第一態度是……向前要求去，從對方下手改造客觀境地以解決問題，而得滿足於外者。第二態度是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反求諸己，盡其在我，調和融洽我與對方之間……以變換主觀自適於這種境地為問題之解決，而得滿足於內者。第三態度……他是以取消問題為問題之解決，以根本不生要求為最上之滿足。”
“雖人之感觸問題，採取態度，初不必依其次第，亦不必適相當；而依其次第適當以進者，實為合乎天然順序，得其常理。人類當第一問題之下，持第一態度走去，即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問題，轉到第二態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問題，轉到第三態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以其所由樹立蓋從人類過去歷史文化反覆參證而得。”“古希臘人之人生蓋類屬第一態度，其文化即發於此；古中國人之人生蓋屬第二態度，其文化即發於此；古印度人之人生蓋屬第三態度，其文化即發於此。總之，所謂世界三大系文化者，蓋皆有其三不同之人生態度為根本。”“然綜觀人類文化至於今日，實尚在第一問題之下……中國、印度則均失序不合，其所成就既別有在。近世之西洋人乃重新認取第一態度而固持之，遂開人類文化新紀元，大有成就；迄於最近未來，殆將完成所謂第一期文化。……第二問題自然引入，人類必將重新認取第二態度，而完成所謂第二期文化。”“西洋的歐洲文藝復興發展起來的近代文明，主要是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西方文化的三大特異彩色：（一）征服自然之異彩；（二）科學方法的異彩；（三）德謨克拉西（民主）的異彩。現在的物質文明是很高很高了。”“而此三方面中，東方化都不及西方化。”“中國的文明不是在對物質方面，而在人對人的關係方面。”對西洋文明，先生用八個字來說：“個人本位，自我中心。”“注意國家的權利，個人自由。中國不是這樣，中國人是講孝、悌、慈、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講倫理。在人與人的關係上，互以對方為重，這就叫倫理。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每個人認識的是重自己的義務，而不是講自己的權利。印度是人對自己，人對自己的生命。佛教對人生是否定的，不是肯定的。天道輪迴，是印度一般的信念。而儒家是肯定人生的，儒家是學派，不是宗教。”“中國文化自很古時候到後來，自然也有幾個重要的變動——如封建郡縣之變，然而總可以說自始至終沒有大變。這前後差不多的文化，似乎中間以孔子作個樞紐；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裡；孔子以後的中國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裡出來。孔子的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後世謂之六經——都是古帝經世出治之跡。”“孔子教人就是‘求仁’，人類所有的一切諸德……概無不出自孔子所謂‘仁’，所以一個‘仁’就將種種美德都可代表了。”“蔡孑民《中國倫理學史》說：‘孔子所說的仁乃是繞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這話甚是。”“他與其他大宗教對於人生有同樣偉大作用”，“一是孝弟的提倡，一是禮樂的實施”。“他要讓人作他那種富情感的生活，自然要從情感發端的地方下手了。”“《論語》上‘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一句話已把孔家的思想說出。只須培養得一點孝弟的本能，則其對於社會、世界、人類，都不必教他什麼規矩，自然沒有不好的了。”“孔子兩眼只看人的情感，因為孔子著重之點完全在此。……我們人原是受本能直覺的支配。”“禮樂不是別的，是專門作用於情感的。”“但孔子的禮樂都是特異於一切他人之禮樂，因為他有特殊的形而上學張本，他不但使人富於情感，尤其特別使人情感調和得中。你看《樂記》上說得多麼好，教你讀了心裡都是和樂悅美的!有如：‘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求（術）行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喈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靜（敬）；寬裕內（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又‘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又：‘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這幾段話皆其最美的，而到了那沒有斯須不和不樂的地步，便是孔子的‘中’與‘仁’了。”“而在禮之中又特別著重於祭禮，亦其特異之點；所謂‘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歟?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是也。大約情慾要分界限是沒有的，然大概可以說情感是對已過與現在；慾望是對現在與未來；所以啟誘情感，要在追念往事；提倡慾望，便在希慕未來。祭禮之所以重，無非永人念舊之情。《祭統》篇‘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於心也’，表示啟誘情感，何等真切!他把別的宗教之拜神變成祭祖，這樣鄭重的做去，使輕浮虛飄的人生，憑空添了千鈞的重量，意味綿綿，維繫得十分牢韌!凡宗教效用，他無不具有，而一般宗教荒謬不通種種毛病，他都沒有，此其高明過人遠矣。”先生在闡述孔子所謂的“仁”、性善的道理，不計較利害的態度以及倫理與禮法等後指出：“孔子的那種精神似宗教非宗教，非藝術亦藝術，與西洋晚近生命派的哲學有些相似。”先生甚贊克魯泡特金、倭鏗等的哲學見解。先生指出：“我們雖不能說現在經濟將以如何步驟而得改正，但其必得改正而無疑，且非甚遠之事。……但其要必歸於合理，以社會為本性，分配為本位是一定的，這樣一來就致人類文化要有一根本變革；由第一路向改變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態度改變為中國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