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指出：“西洋人自秉持為我向前的態度，其精神上怎樣使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生了罅隙……其人對人分別界限之清，計較之重，一個個的分裂、對抗、競爭，雖家人父子也少相依相親之意……人處在這樣冷漠寡歡，乾枯乏味的宇宙中，將情趣斬伐的淨盡，真是難過得要死!”
先生並引證中、外著名學者的論述，闡明中國文化對人類的貢獻。指出：“現今西方思想界已鮮明地要求改變他們從來人生態度；而且他們要求趨向之所指就是中國的路，孔家的路。”
先生最後指出：“質而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人類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態度……由三大根本態度演為各別不同的三大系文化”，“無所謂誰家的好壞，都是對人類有很大的貢獻”。“人類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國人自也這樣，卻他不待把這條路走完，便中途拐彎到第二路上來；把以後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演講時還提出再倡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近代的社會運動結合為一的主張。
暑期到南京內學院訪問歐陽竟無先生並介紹熊十力先生到內院學習。熊先生即“問佛法於歐陽先生”，一住三年。［《略記當年師友會合之緣》。］
發表《唯識述義》第一冊，由北大出版部印。
一九二一年（辛酉民國十年）
二十九歲。
在北京大學執教。
由摯友伍庸伯先生之介紹，是年與伍夫人之妹黃靖賢女士結婚。
寒假，山東省教育廳再次邀請先生講學，先生應聘到山東，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大哲學系學生陳亞三於1920年聽過先生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陳是山東鄆城人，假期返山東，曾向其表兄王鴻一先生談及。王鴻一先生聽後大喜，謂頗能解決其思想上之問題，即來京面邀先生第二年到濟南講演。王鴻一先生當時是山東省教育廳長、省議會議長。］
先生講：“其時，王鴻一先生方沉疑煩悶於新舊思想問題，數訪於當世通人而不得解。其門有陳君亞三，王君星五肄業北大哲學系，既嘗聞愚緒論，輒為先生言之。邀餘為講演，實先生意。既開講，先生每日從眾人列坐就聽。自始迄終四十日間，未嘗一日間斷。此四十日中，大雨兼旬，人或阻雨後時；然先生又未嘗不先時候於坐也。每講罷，欣快握手，高談甚豪。”［《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悼王鴻一先生”。］這次講演由羅常培記錄，在山東首次鉛印成書。
是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先生首創運用比較法研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先生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就是解決一個問題，對人類的文化、文明指出有三大體系。”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內容計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三章，如何是東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上、下）；第四章，西洋、中國、印度三方哲學之比觀；第五章，世界未來之文化與我們今日應持的態度。最後為“時論匯錄”，其中有陳獨秀的《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新青年》一卷四號）；李大釗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九一八年七月《言治》季刊）；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一九二○年三月上海《時事新報》）、《與印度泰戈爾談話》等十篇文章。全書約十二萬九千字。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是先生個人學術見解走向成熟之開始，是一部重要著作，蔣百里稱“此亦邇來震古鑠今之著作”［《梁任公年譜長編》。］。五十年代後，胡秋原認為該書“有獨創的意義和可驚歎的深刻思想力”。
此書一九二一年印第一版，至一九二九年即印刷第八版，可見其為學術界人士所重視。
熊十力先生講：“在‘五四’運動那個時期，在反對孔學，反對中國古老文化那麼厲害的氣氛中，梁先生提出未來世界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話，是很有膽識的。”［1963年春，熊十力先生從上海來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住在民族飯店。李淵庭曾多次看望熊老師。有一次談到梁先生，熊老師講了這些話。1983年，李淵庭與先生閒談中把熊老師這話說給先生聽，先生聽後驚奇地說：“哦!他有這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