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在北京印行《印度哲學概論》第一、二兩篇。
一九一九年（己未民國八年）
二十七歲。
是年，從“五四”運動而有新文化運動。先生既傾心東方古人之學，在精神上自感受到一種壓迫，必須在自己思想上求得解決。此即研究並在北大哲學系演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由來。講演中還提出再倡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近代的社會運動結合為一的主張。
先生講：“‘五四’運動是新思潮運動、新文化運動，開闢這個運動的是陳獨秀和胡適，刊物叫《新青年》。”“我認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陳獨秀先生確是佼佼者。當時他是一員闖將，是影響最大，也是最能開啟局面的人。……由‘五四’而開端的新思潮、新文化運動，首先開啟大局面的是陳獨秀，他在這個階段的歷史功績和作用，應該充分肯定。”“胡適是從美國回來的，是當時北大最出風頭的人物。他是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的開創者之一，很有功績，影響也很大。……但據我當時的交往，感到作為新文化運動之靈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並不完備，真正對於舊社會、舊道德的勇猛進攻，並引發開展，進而引導先進青年大刀闊斧前進的，應首推陳獨秀、李大釗、周樹人諸君。胡適之先生後來同他們分道揚鑣，是情理之中的。”［《紀念蔡元培先生》。］先生又講：“我在北大講授印度哲學，與新潮流新思想相距甚遠，我對新派人物的種種主張不贊同的甚多，但我並不反對提倡白話文。”“胡適極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又不加分析地鄙薄我們固有的民族文化，提出過全盤西化的口號。”“我們是不同的；的確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們有你們的價值；凡成為一派思想的，均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卻是各人抱各自那一點去發揮，其對於社會的盡力，在最後的成功上還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我並不要打倒陳獨秀、胡適之而後我才得成功。……更進而言，不管他同不同，天下人自己都會找對的路。只怕不求，求則得之。不對也好，總會對的。”［《漱溟卅後文錄》“答胡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秋冬間，先生在李超女士追悼會講演，說：“大家要曉得人的動作，不是知識要他動作的，是慾望與情感要他往前動作的。單指點出問題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覺著是個問題才行。指點出問題是偏知識一面的；而感覺它真是我的問題，卻是情感的事。……我們的要求不是出於知識的計算，領著慾望往前；是發於知識的提醒我們情感，要我們如此作的。要求自由，不是計算自由有多大好處便宜而要求的，是感覺著不自由的不可安而要求的。我願意大家的奮鬥不出於前一種而發於後一種。奮鬥而死的或者多是後一種。……”［這一講演稿發表於《北京晨報》。］
是年夏，先生忽然接到熊十力先生從天津南開中學寄來一明信片，內容大意雲：“你寫的《究元決疑論》，我讀到了。你罵我的那些話都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暑假，熊先生就從天津到了北京，住廣濟寺。熊先生與先生“一見如故”，彼此相交往即由此開端。從此時相過從談學。熊先生離京時，介紹張難先先生與先生相識，以後彼此亦成了好朋友。［《略記當年師友會合之緣》。］
這年，先生還結識了伍觀淇（庸伯）先生。伍先生與林宰平先生相熟，託林先生約先生相會於林家，向先生問佛法。先生講：“第一次會面談話，殊不投契。然而我實心服其人之真切不苟，斷斷不肯放過，屢次訪他，卒成至交。”［《略記當年師友會合之緣》。］
寫出《印度哲學概論》下半部，交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年，還發表《一個人的生活》（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三期）和《答陳嘉藹論因明書》兩文。
一九二○年（庚申民國九年）
二十八歲。
在北京大學執教。
放棄出家思想，發現世界文化文明三大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