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年來潛在增速下滑的原因
潛在經濟增速=資本邊際產出×資本增速+勞動邊際產出×勞動力增速+全要素生產率變動
從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潛在經濟增速拆解開來實際上就是三大塊：資本貢獻、勞動力貢獻和全要素生產率貢獻，逐塊分析即可全面剖析出下滑的原因。
資本貢獻下降
1．資本增量（投資）放緩。
根據國家人口計生委2012年年初的估計，2011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此後開始下降。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在經歷相當長時期的增長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2012年較2011年減少345萬人。從中國老齡人口占比增長趨勢看，基於不同的統計口徑預測，中國老年人佔比處於不斷增長過程中，在2020年前就將超過10%，保守預測也在10.23%，中性預計將達到11%～12%。中國老年人口呈現總量擴張、增量提速的發展態勢。隨著作為儲蓄主體的勞動人口減少，作為消費主體的老齡人口增多，社會總儲蓄率將下降，資金增量遇到瓶頸。
由圖13-1可知，近5年來儲蓄率已經進入緩慢下降通道，降低約兩個百分點，同時民間投資完成額增速放緩明顯，2013年同比資料顯示已經降低至2006年的一半左右。
圖13-1 儲蓄率緩慢下降，投資完成額增速放緩
同時，在財政制度供給不完善與高速發展城鎮化的雙背景下，土地資源已經透支開發。一方面，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中國進入了新財政集權時代，經過此次改革，地方財政收入明顯減少，但地方政府承擔的支出責任並沒有減少。地方政府財權過小、事權過大的這種不合理的財政分配格局使得地方政府收支嚴重不平衡。地方財政壓力逐步增大，同時伴隨著政府間競爭激烈，官員政績競爭，地方政府缺乏徵稅權以及地方政府發債權和發現從上級政府獲得的轉移支付不可靠，於是地方政府積極尋求擴大預算外收入。於是，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拉手，不僅可以使用土地進行招商引資增加政績，高額的土地出讓金可以緩解地方捉襟見肘的財政收入。另一方面，持續多年高速發展的城鎮化程序效果顯著，城鎮化率已經逼近世界平均水平，53.7%的城鎮化率（世界城鎮化率為52.8%）的背後是存量土地資源的透支開發。
2．資本的邊際效率下降。
資本的邊際效率下降來自三方面，首先是由於資本存量基數下的資本邊際效率的自然遞減，其次是資本運用效率受到債務侵蝕，最後是由於產能過剩造成的效率侵蝕。
（1）資本邊際效率自然遞減。
依據範巧（2010）的估計，以1952年作為基年，透過永續盤存法估計資本存量約為14萬億元，2010年以1952年價格計算的實際GDP約為6.6萬億元，資本存量為GDP的2.12倍。同時就業人均資本存量（1952年作為基年）也呈現指數級增長，2009年就業人均值達到1.7萬元。由於資本存量與人均量皆已達到一定高值，由經濟學原理可知資本邊際效率必然是遞減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GDP/資本存量邊際增加值”簡單看出。
圖13-2 就業人均資本存量呈指數級增長
資本運用效率受到債務的侵蝕。債務存量越來越大，維持債務的成本越來越高，大量資金流入債務黑洞。導致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下降。
2008年金融危機中，中國在政策的刺激之下逆勢加槓桿，居民和企業部門的債務/GDP比例從2007年的105%大幅攀升至2013年的158%，其中主要是政府穩增長主導的國有企
業加槓桿。隨著存量資本的擴張，投資邊際產出遞減，用既定的增長維繫現有的產能，需要的債務比以前多得多，企業槓桿率主動攀升。處於產能過剩行業的“中上游”企業“僵而不死”，贏利能力衰減卻佔用信用資源，企業槓桿率被動攀升。
國企加槓桿是非金融企業債務高企的主因。2003年加槓桿，私營部門廣泛參與，當產能已經過剩，而產能供給不足且具有高贏利能力的行業被管制，再加上全社會的高利率、高租金和高勞動力成本，私營部門的有效融資需求開始不斷走弱。國企加槓桿除了為了對沖外需的收縮，還需承擔轉移私營部門槓桿的職責。但是由於國企本身槓桿運用效率不高。從制度上看，因預算軟約束、政府顯隱性信用擔保、廉價生產要素的使用（利率和資源價格管制）和其逆週期調控職能，國企可以不斷地從銀行獲取信貸，支撐其章魚式擴張。但國企的公司治理體制落後、槓桿運用效率低下、贏利能力弱，雖佔用大量信貸資金，對經濟產生的拉動作用卻在下降。
總而言之，居民和企業的債務負擔不斷加重，直接吞噬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企業的自由現金流，擠佔了大量信貸資源，導致無風險利率高企，消費和投資意願不足，經濟無法內生復甦。
（2）產能過剩行業利潤增速下滑，潛在風險積聚，抑制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中國正經歷著嚴重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是生產能力遠大於市場需求從而造成產能大量閒置的現象。通常健康且創利的產業產能利用率應當在85%以上，而據IMF測算，中國全部產業產能利用率不超過65%。
當前各行業的產能利用率並未披露，但可從官方檔案中看出產能過剩行業主要集中在鋼鐵、電解鋁、水泥、煤化工等重工業。從2012年3月起，PPI至2015年1月已34個月為負。結構上看，輕工業品PPI在零值附近波動，供求基本平衡；與房地產產業鏈息息相關的重工業品PPI持續為負，重工業產能過剩更為嚴重。
因此，產能過剩的核心源於總需求的退潮。當經濟總需求處於上升週期時，供不應求使得企業的贏利能力增強和庫存下降，對未來樂觀的預期導致企業紛紛舉債追加投資和擴張產能。因此，當前的產能是根據過去總需求擴張（以地產投資擴張為主）量身定製的，過剩產能集中於房地產產業鏈，主要以重工業為主。當外需從漲潮到退潮，房地產新開工長週期下降和債務擴張的空間受限，重工業產能過剩矛盾開始凸顯。
此外，體制缺陷加劇了產能過剩。以GDP為核心的官員晉升“錦標賽”模式和財政分權體制改革，使得地方官員有財政收支缺口和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雙重壓力，各級地方政府不惜犧牲土地、環境、生態等利益，以吸引一些稅收高、對地方財政增收明顯的項日。一些屬於落後淘汰產業的項日，因其能夠帶動當地經濟增長，甚至可獲得地方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造成了更嚴重的產能過剩。
勞動力貢獻下降
人口紅利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支柱。過去近40年的時間裡，中國人口撫養比從78.5%一路下滑至37.8%，勞動力人口（15～64歲人口）佔比從57%升至74.5%，在此帶動下，一方面，中國的國民總儲蓄率從30%左右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53.4%，儲蓄-投資正缺口和經常賬戶順差不斷擴大。另一方面，豐富的年輕勞動力大幅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增強了企業的贏利能力和國際競爭力。不過，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迎來拐點，未來人海戰術難以為繼。從2011年開始，勞動力人口比例開始下降，老齡人口占比加速上升。不僅勞動力“量”上的增長放緩，同時由於人均資本存量的快速增長及農村
剩餘勞動力轉移放緩，勞動力生產效率“質”的方面提高也遇到了瓶頸。
1．勞動力增長放緩。
人口紅利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龐大的人口基數所貢獻的廉價勞動力推動了數十年的高速發展，但是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勞動力增長明顯放緩。
2．劉易斯拐點到來，人口紅利時代過去，勞動力生產效率提高遇瓶頸。
在二元經濟結構下，最初農業部門人口多，增長快，由於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其邊際生產率非常低，農業部門出現大量剩餘勞動力。此時只要工業部門能提供稍大於維持農村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資，農業部門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就會湧進工業部門，幾乎供給無限，工業部門可將所獲得利潤轉化為再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勞動力生產效率快速提高，之後隨著剩餘勞動力的吸收完畢，勞動力市場出現供不應求，工資將大幅攀升，告別廉價時代，此為劉易斯拐點。
對於中國是否已經跨過劉易斯拐點的爭論一直處於白熱化階段，但勞動力市場的資料明確表明，中國已經大步越過了這一拐點。反映勞動力供求關係的求人倍率已經於2011年轉為供不應求，特別是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的求人倍率大幅上升。從國內角度而言，勞動力供給形勢的逆轉，意味著中國可以接受更低的經濟增速，並有空間出臺更為嚴厲的調結構政策。過去所強調的保證較高增長速度，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就是要保證就業，避免引發失業壓力。但從現在起，只要經濟增長是有序合理回落的，也不大會帶來失業潮，這也意味著即使強力推進淘汰產能過剩，某些行業釋放的勞動力也會很快被其餘行業所吸收。
圖13-3 求人倍率說明勞動力已經於2011年轉為供不應求
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制度、技術）
在出口不振、大規模刺激不可靠、人口紅利沒落的當下，中國經濟的內生性復甦主要透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全要素生產率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技術進步，二是制度改革。但從根本上說，技術進步也取決於是否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激勵。掣肘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不是技術進步瓶頸，而是制度供給不健全。因此，中國經濟的攻堅戰實際上只有改革這“華山一條道”。
1．入WTO帶來的全球化紅利衰減，貿易保護主義興起。
總體來看，在WTO規則的約束下，大多數國家都在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但由於現行多邊貿易體制並非無懈可擊，因而保護主義總是千方百計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首先，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傳統保護手段仍被頻繁應用。其次，技術壁壘、綠色壁壘、智慧財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等貿易壁壘花樣翻新，應用範圍更加廣泛。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以削弱發展中國家憑藉自身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獲得的出口競爭力。由於這些新型貿易保護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隱蔽性和靈活性，其中一些技術和環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術水平、維護消費者利益為出發點，甚至可以視為中性的貿易標準，加之WTO對這些貿易措施應用的限制並不統一，因而，其保護效果更為明顯，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範圍內的貿易摩擦。
2．國內的改革步入深水區，改革難度加大。
至於改革這條路怎麼走，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做了系統闡述，推行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財稅改革和國資國企改革，這關係到基本經濟制度。此外，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改革、涉外體制改革等領域也將由點帶面、分層突破。但是經歷改革開放30多年的諸多努力與進步，各項改革領域已紛紛進入深水區，改革阻力加大，難度提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