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同上。
“我們再看日本人吵著要辦手續，就一個月。李鴻章說時間來不及，兩個月吧。李鴻章說，頭緒紛繁，兩月方寬，辦事較妥；貴國何必急急，臺灣已是口中之物。你看伊藤博文怎麼說，伊藤博文說尚未下嚥，飢甚。口中之物，我還沒咽在肚子裡面，我肚子餓得要死。你看這什麼口氣啊，日本的王八蛋。”
引自《李敖有話說3》，李敖著，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6年1月版。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談判，是一場羔羊與惡狼的談判。李鴻章全無談判的籌碼，這位73歲高齡的老人，抱著爭得一分是一分的態度，拼力力爭，“舌敝脣焦，磨到盡頭處”，其實根本沒有可商量的餘地，李鴻章不願意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恥辱的條約上，最後卻不得不簽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恥辱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的危害首先表現在割讓臺灣、澎湖、遼東半島給日本，使臺灣跟祖國隔離。它大大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各國競相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如果說甲午戰爭以前，列強對大清帝國還有最後一絲敬畏的話，甲午戰爭之後這種敬畏就徹底沒有了。甲午戰爭以前，我們打敗仗都是輸給英法。輸給英法不丟人，全世界誰打得過英法？俄羅斯打不過，美國打不過，澳洲更甭提了，非洲還用說嗎？拉美誰能打得過？拉美不是從西班牙、葡萄牙這“兩顆牙”手裡獨立出來的嗎？所以誰都打不過英法，我們輸了也不丟人。現在被誰打了？日本，一千多年跟我們低聲下氣的日本。“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眾，一戰而剪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都動搖，三戰而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威海之海軍大替矣。”中國這人就丟大了，中國在亞洲稱王的時期也結束了。一千多年漢唐以來形成的以中國為亞洲中心的體系被顛覆了。甲午一戰乾坤顛倒，日本國力不如中國，都能把中國打成這樣，西方列強一看日本都行，咱哥兒幾個別客氣了，來吧，競相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
特別是這一仗打完，臺灣就出去了，1895年臺灣被佔領，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整整被日本佔領了50年。這50年小日本在臺灣推行奴化教育，臺灣人必須起日本名字，按日式的起居飲食，家家不能供祖先，要建神社，供日本的天照大神。每天中午老師帶著學生向東京皇宮方向遙拜，學生的課本里面的世界地圖，日本、臺灣、朝鮮是一種顏色。扉頁上都印著這麼一段話，“大日本天皇陛下對本土人民、半島人民、臺灣人民皆愛若赤子”，就向臺灣人灌輸這種觀念，日本、臺灣、朝鮮是一個國家，都是天皇陛下的子民。
1945年，臺灣的經濟水平確實在中國是最高的，至少它50年沒打仗了，內地一直在起義，在革命，在打仗，小日本在那裡搞了經濟建設。這樣造成的結果是，臺灣的民族認同感相當低，好不容易回來了4年，1949年內戰結束國民黨政府逃到臺灣，到現在一眨眼60多年。從1895年到現在117年，這117年裡面，臺灣只有4年跟大陸連在一體，113年都分開，所以這種認同感需要慢慢找回來。臺獨勢力這麼猖獗，始作俑者是誰？小日本。如果沒有這一次臺灣跟祖國分離，能夠鬧臺獨嗎？四川怎麼不獨立？北京怎麼不獨立？
其次，鉅額賠款，清政府無力償還，不得不舉借外債，列強透過貸款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大清一年財政收入是8800萬兩，要給日本2億兩，後來贖遼東花費3000萬兩，威海衛贖城費150萬兩，8年還清，這一筆錢可就多了去了，到哪兒去找這一筆錢？只能跟洋人借。借洋債，跟英法俄德四國銀行借了3億兩銀子，拿到手的是2.65億兩，剩下的算回扣了，要還7億兩，還有很多苛刻的政治條件，還清貸款之前，鐵路得列強修。這筆錢摺合成日元是3.25億，相當於日本4年財政收入的總和，也就是說咱們賠這一筆錢，3年不吃不喝，小日本可以4年什麼都不幹。當時正好是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日本急需資金，中國一下給了4年的財政收入總和，於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一躍成為帝國主義六強，與英法俄德美並駕齊驅了。
再次，開放通商口岸，外國侵略勢力深入中國內地。這次戰爭後，中國開蘇州、杭州、沙市、重慶四個通商口岸。重慶已經是西南腹地，八年抗戰時，國民政府就在重慶領導抗日戰爭。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閉關鎖國，專限廣州一口和恰克圖一城。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到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開放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臺）、臺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南京、九江、鎮江、漢口。中日《馬關條約》又開放重慶、沙市、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並且允許日本設工廠免收內地稅。
最後，資本輸出，在中國設工廠，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個今天看得特別明顯，巴黎春天百貨商店，最好的耐克鞋也就是50多歐元，摺合人民幣400多元，法國人都不買。咱們這兒耐克鞋除非是十年前的款式，打完折也不是這價，這鞋都哪兒生產的？大部分都是中國生產的，結果中國賣得最貴，人家那兒極其便宜，二三十一雙就很不錯了，這個鉅額利潤都被洋人掙走了。咱們出口一雙鞋掙2.3元，出口一件衣服掙3.51元，大部分的錢都讓人家掙走。很多年前一個芭比娃娃在美國市場上9.99美元，2元從中國進的，運費1元，出口材料0.65元，等於中國做這麼一個娃娃掙0.35元，大頭都讓人家給掙走了。最後還算咱們跟他們的貿易順差，因為這個東西MadeinChina。你能找到美國生產的耐克鞋？開玩笑，那得多少錢一雙？工人一年五六萬美元，他做鞋多少錢一雙，工廠得賣多少錢才夠給工人開工資？咱中國勞動力極其便宜，幾乎跟不要錢一樣。倒退一百年，連那三塊多錢你也沒地兒掙去。
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俄、德、法強迫小日本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是出於對中國人民的同情與友誼嗎？不是，俄國想把中國東北變成黃俄羅斯，它想要卻被小日本給弄走了，俄國絕不答應。俄國的盟友法國，也跟著抗議。德國想佔山東，也不願意遼東變成日本領土，所以三國抗議。日本一看國庫就剩耗子屎了，沒法跟強國作戰，那行，遼東我就不要了，但是給我錢，3000萬兩銀子。俄國說我有功吧，我給你要回遼東，旅順、大連歸我了，強租25年，把遼東變成俄國的勢力範圍。結果老毛子不爭氣，十年後日俄戰爭戰敗，小日本又把這地兒給弄回來了，等於我們白花了3000萬兩銀子，兜一圈，最後這地兒還是小日本的。九一八事變後更徹底，不光是遼東半島，大清龍興之地、太祖太宗陵寢所在，都成日本領土了，要是我們要不回來，掃墓得申請簽證，給祖宗上墳去不了，可憐。
清政府無能，臺灣人民有種，臺灣人民自發進行了保衛戰，前後五個多月大小百餘仗，打死打傷日軍3萬多人，比甲午戰爭當中清軍打死打傷的日軍都多。日軍主力部隊近衛師團有一半被消滅，近衛師團和日本的二、三、五、六師團，並稱日軍的五大主力。近衛師團在這一仗被消滅了近一半，以後歷次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沒有出動過，只保衛皇宮。近衛師團師團長、陸軍中將、明治天皇的叔叔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被擊斃，第一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也被擊斃，近衛師團死了一箇中將師團長、一個少將旅團長，這個師團長還是皇叔劉玄德一樣的人物。但可惜沒能保住臺灣。
第6節老佛爺掐斷了變法的路
維新人士十大論條
甲午戰爭中國損失太大，面子上也過不去，梁啟超先生講：“華夏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始。”這一仗可把中國人打醒了。我們為什麼敗給小日本，有人開始琢磨，因為我們的變革沒有觸及根本，小日本除了人種不能變，其他全變了，完全西化。咱們是弄一點皮毛，“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得，現在火器跟人家一樣了，還幹不過人家，而且乾的還不是歐洲，是它的學生日本，跟老師打就更打不過了。這樣一來，中國人認識到，制度也得變革，所以才有了戊戌變法。
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但中國自然經濟進一步被破壞，大量的勞動力市場湧現，朝廷為了擴大稅源，解決財政危機，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標誌著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經濟政策——從商鞅變法開始的重農抑商政策開始改變，與世界潮流接軌，資產階級活躍異常。
19世紀60年代，由於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傳入和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出現早期維新思想。王韜、鄭觀應在經濟上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與外國進行商戰；文化上興辦學校，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知識；政治上實現君主立憲，突破了洋務運動的思想主張。早期維新思想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只是就事論事。
有行動的是康有為、梁啟超等幾位，他們的思想為變法做了理論準備，主要行動是：
第一，開辦學堂，即廣州的萬木草堂。萬木草堂主要講授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涉及西方國家歷史、政治，也注重體育和音樂。萬木草堂創辦之初，康有為就主張“脫前人之窠臼，開獨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有培植萬木、為國家培養棟樑之才的意思。
1891年3月，康有為撰寫了《長興學記》作為萬木草堂學規，以《論語》“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為綱，對學生施以德、智、體教育。在德育方面，康有為提倡厲節、慎獨、主靜、養心、檢攝威儀、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同體飢溺等傳統道德修養，其中的內容仍然沒有脫離封建教育，但他的目的則在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從而讓更多的國民發憤圖強。在智育方面，當時萬木草堂開設四種課程：義理之學、經世之學、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義理之學，包括孔學、佛學、周秦諸子之學、宋明理學、泰西哲學等；經世之學，包括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政治應用學、群學等；考據之學，包括中國經學、史學、萬國史學、地理學、數學、格致學等；詞章之學，包括中國詞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
這些課程，雖然還是以傳統的學術為主幹，但與當時專學八股、帖括詞章的傳統學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體育方面，除規定上體育課之外，康有為又將體育與習禮結合起來，寓體育於禮儀音樂之中，並舉行兵操和射擊練習。在弟子們的幫助下，康有為編著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託古改制，宣傳今文經說，鼓吹變法維新。起初學生不滿20人，後增至100多人，培養出了一批著名的維新變法人才，其中梁啟超、麥孟華、徐勤等成為戊戌變法的骨幹。1894年，康有為赴北京參加會試，學堂一度停辦。1896年後又有短期講學活動。由於萬木草堂明確提出中體西用為辦學宗旨，而且採用中西並重的教育內容，對當時的書院教學影響很大。後來梁啟超在湖南主講時務學堂時，基本上承襲了萬木草堂的辦學精神。
第二，康有為把西方政治資本主義學說同傳統儒家思想相結合宣傳維新變法，撰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奠定了資本主義維新派進行變法的理論基礎。
第三，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指明變法有四條途徑：“其一，像日本，自變；其二，如突厥，他人執其權而代變者也；其三，如印度，見並於一國而代變者也；其四，如波蘭，見分於諸國而代變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間，其何擇焉？”主張學習日本，迅速變法，避免印度、波蘭那樣亡國的命運。
第四，發動“公車上書”，使維新思想發展成為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1895年，李鴻章跟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簽完字之後需要兩國的皇帝批准，加蓋玉璽，用璽之後才能生效，當時日本給的期限是10天。訊息傳來，康有為正好在北京參加會試，聯絡各省會試的舉人1300多人聯名給皇帝上書，康有為在北京南城楊椒山祠寫就的上書裡說：“聞日本索償二萬萬，是使我臣民上下三歲不食乃能給之。若借洋債，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無償理，是自斃之道也。與其以二萬萬償日本，何如以二萬萬外修戰備，內變法度哉！”聽說日本要賠兩億，我們上至老佛爺，下至小百姓，勒緊褲腰帶三年不吃才能給它。要是向洋人借錢，不曉得幾時能還清，這是死路一條。要是這兩萬萬自個兒花多爽，你賠它幹嗎？所以康有為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四項主張。
拒和就是拒不簽訂《馬關條約》。康有為提議遷都到西安去，那個地方離大海遠，周秦漢唐歷代興王之地，小日本登陸一定到不了那兒。練兵，練20萬精兵，拿2億兩銀子練兵、買武器，跟小日本再決一死戰。變法，“竊以為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康有為引經據典，說《易經》裡頭說了：窮則變，變則通。董仲舒也說了，為政不調，甚者更張，乃可謂理。要是祖宗的法不能變的話，那麼世祖何嘗沒有變太宗皇帝的法？要是用八貝勒的舊法治天下，那我清朝怎能夠長治久安呢？不變法而割祖宗之疆土，到最後亡國，與變法而使宗廟得以繼續，孰輕孰重，孰得孰失，皇上必能分辨的。康有為用古聖先賢、列祖列宗的例子說明變法的合理性。這一封上書，皇上是看不到的。朝廷的法度是京官四品以上，地方官三品以上，才有權上摺子。否則全國那麼多官員，人人給皇上上摺子，皇上不得看吐血？清朝每一代皇帝有這種專摺奏事權的官員就300多個人，300多人一天給皇上上一折子，300多份摺子皇上從早看到晚，你老百姓上摺子那不可能。通政使司衙門拒絕代奏，所以皇上沒看到。但是此文在報紙上一發表，康、梁火了，成了知識分子的偶像，一夜爆紅，名震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