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嶽把腳跟一碰，行了個標準軍禮：謝謝委員長！
離開南昌，薛嶽便在江西崇仁走馬上任，就任第五軍軍長，並先後兼任第五、第七縱軍指揮官及北路軍、中路軍副指揮。未幾，陳誠升任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兼三路軍總指揮，即讓出六路軍總指揮，保舉薛嶽繼任。在宣佈薛嶽任第六路軍總指揮的軍官集會上，陳誠說了一句後來在國民黨軍官兵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剿共有了薛伯陵，等於增加十萬兵。”
這句話顯然說得有點太大，但也足見陳誠對薛嶽的賞識程度，讓薛嶽備感知遇之恩。
薛嶽原以為一上任就可率部上前線，在他看來這些號稱紅軍的“赤匪”都是烏合之眾，不堪一擊。按他老四軍的戰法，只要和紅軍硬拼，自然取勝。前幾次失利，都是將士貪生怕死、不敢犧牲的緣故。
陳誠笑著攔住他：“不，伯陵兄，彆著急。現在時不同，地不同，作戰物件不同，方策應當改變。今日的‘赤匪’可不同往日，朱毛紅軍的游擊戰法厲害著呢，我們國軍已吃了不少苦頭，萬不可莽撞。”
薛嶽疑惑地望著陳誠：“難道他們比張桂聯軍還厲害？”
“說實在的，二者不可同比，你知道，共產黨善於做宣傳，動員群眾，真可謂草木皆兵；而且井岡山一帶山高林密，部隊進去了就沒了影子，朱毛搞‘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術，全不按套路出牌，我們教科書上的那套打法有些不靈了。”陳誠搖搖頭，說，“沒法子，蔣先生特地從德國請來了專家，專門研究對付游擊戰的戰術，並在廬山舉辦三期軍官訓練團，由蔣先生自兼團長，我任副團長兼教育長，參加受訓的軍、師、旅、團、營、連、排長有7500多人，都是各部隊的骨幹。伯陵，你對戰法有研究，我推薦你為軍官訓練團總隊長，協助我執行訓練任務，怎麼樣？”
薛嶽支吾了一下說：“國難當頭，我們原本一致抗日才對，現在花這麼大代價去‘剿匪’，有些得不償失吧。”
陳誠緩聲道：“我也以為然。不過，這些話背後說說可以，當著蔣先生的面你可不要說，他是極力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的，誰反對這個他是老不高興的。領袖的意志必須是絕對服從的嘛。”
薛嶽點點頭：“只有如此了，但蔣先生找到對付朱毛紅軍的法子沒有？”
陳誠說：“蔣先生總結前幾次圍剿的經驗教訓，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說要與共產黨既要打軍事仗也要打政治仗。德國軍事專家塞克特建議我們‘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修碉築路，逐步推進’的戰略方針，輔以保甲團練政策，把整個蘇區團團圍住，斷絕蘇區的物質來源，迫使紅軍進行陣地戰來比力量拼消耗，蔣先生已完全採納。我們這次到廬山集訓，關鍵就是學習和研究這些戰略方針。”
廬山牯嶺本是清涼避暑的好地方，此時則被蔣介石派重兵把守，建成所謂“剿共”培訓營。7000多名國軍官兵輪流上山訓練。每期四周，蔣介石親自主持，訓話多次，親自點名一次，並發表講演，大肆宣傳“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以所謂政治圍攻、文化圍攻、經濟圍攻、交通圍攻，配合軍事圍攻；強化“精神教育”，要求全體官兵要忠於三民主義和“革命領袖”，並絕對服從。
當然這“革命領袖”指的是他蔣某人了。如後來一聽到“委員長”及“領袖”時，全體必須“立正”，作俑即始於此。
在夏季最熱的時候，薛嶽在廬山足足待了三個月，協助陳誠對這些官兵進行具體訓練，無形中被蔣一次次“洗腦”，漸漸接受了忠於蔣介石、堅決反共的政治理念，從原來一個尚有左傾觀念、對工農運動抱有同情心的北伐軍官，最終成為反共悍將。在這一點上，他比張發奎走得更遠，也因此得到蔣介石和陳誠的重用。
9月中旬，隨著廬山軍官訓練班第三期的結業，蔣介石便在廬山制定了第五次“圍剿”紅軍中央蘇區的作戰部署。
薛嶽萬萬沒想到的是，他們在廬山制定的這個所謂的剿共“鐵桶”絕密計劃，被一個人“洩露”了。這個人就是被薛嶽等粵籍將領稱為“莫大哥”的莫雄。莫雄主張抗日、同情共產黨，對蔣剿共政策十分不滿，便透過中共地下黨組織，把情報送到周恩來手裡，使中共中央預先知道了蔣介石的“圍剿”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