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對於蔣反共不抗日這一不得人心的主張，也遭到眾多愛國人士的強烈反對。
1933年11月20日，原來的粵軍將領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廷鍇等率剛從前線調回來的十九路軍官兵在福建成立反蔣抗日的人民政府，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一下打亂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蔣介石深恐十九路軍與紅軍聯合，心中忐忑不安，被迫推遲第五次“圍剿”的時間表。
薛嶽聽說，那段日子，蔣介石壓力非常大。他坐在房子裡，不時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軍歌高聲歌唱。後來未發現紅軍與十九路軍聯絡的徵候，蔣介石才決定親自飛往建甌，指揮重兵入閩“平亂”，很快解決了十九路軍等問題。
[ 書客網 ShuKe.Com ]蔣介石在解決福建事變後，趾高氣揚，又可以專心對付紅軍了。他調整了作戰序列，任命蔣鼎文為東路總司令，率部從福建向西進攻；任命何鍵為西路總司令，率部從湖南向東進攻；任命陳濟棠為南路總司令，率部從廣東向北進攻；任命顧祝同為北路總司令（陳誠為前敵總指揮），率部從北向南進攻。
蔣介石寄希望於北路軍，把它作為這次進攻的主力。北路軍下轄一、三、六路軍及預備隊等，共40餘師的兵力，其中三、六路軍是主力中的主力，擔任深入蘇區腹地、直搗紅都瑞金的任務。第三路軍總指揮由陳誠兼任，第六路軍總指揮則由薛嶽擔任，率領包括第四軍在內的第六、第七縱隊等，兵力達九萬餘人，作為尖刀，從正面進攻中央蘇區。
這一方面表明蔣、陳對薛嶽的重用，從另一方面看，也是把薛嶽和第四軍當槍使。為了不負蔣、陳的期望，薛嶽大力整頓其部的作風，把廬山訓練的那一套帶到部隊，讓政工人員把“剿匪手本”所要求的事項編成歌訣，每日教官兵演習歌唱；規定軍官無論職級大小，一律不佩武裝帶，而與士兵相同，在腰間扎一小皮帶，身著布質軍衣，腳穿草鞋或膠鞋，行軍時與士兵一起步行，練習長途行軍能力。這不僅表示軍官要與士兵同甘共苦，同時也為了減小在戰場上的目標，以避免遭到紅軍的狙擊。
在作戰戰備方面，他規定各部隊在行軍時，要特別注意宿營地的戰備和秩序，行動要迅速。對於修築陣地工事，團營長都要到現場指揮督促，沒有完成不得離開。同時，各師和團部要建立一支武裝便衣隊，每隊約六七十人，佩自來得手槍，官兵俱系挑選“老兵油子”充當，薪水較高。它的任務是潛入蘇區偵察情況，或在部隊先頭行進，擔任搜尋及警戒，這對於獲得紅軍情報，防止襲擊，大有功效。
一句話，他不僅對部隊實行精簡，增強其機動力，而且還想做“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模範實踐者”。
二、穩紮穩打，步步為營
1934年1月，天寒地凍，呵氣成霧。薛嶽率第四軍、第九十九師由贛東黎川、南城、宜黃等向西移動，與原駐古縣、籐田一帶的第九十二、九十三師在永豐匯合，成立第六軍司令部，正式參加第五次“圍剿”。
然而，尚未出師，卻先“出事”了。陳誠派人給薛嶽部送來過冬的4000擔棉衣，半路上遭到紅軍的襲擊，全成了紅軍的戰利品。這令薛嶽十分惱火。
薛嶽第一個進攻目標是永豐縣的沙溪鎮。但這一帶是蘇區腹地，群眾反蔣和支援紅軍的熱情高漲。薛嶽的部隊很難就地購糧，只能靠後方供給。於是，他一改過去急打猛衝的戰法，小心翼翼率部向前推進，邊打邊修路、築碉堡，還不忘常派人向後方催糧催款。
當時，紅軍主力主要集中在黎川以南的東線，以對付陳誠的第三路軍；而與薛嶽部交戰的主要是陳毅的部隊。
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開始後，時任江西軍區負責人的陳毅受命兼任西方軍總指揮，負責指揮招攜、永豐前線作戰，指揮二十三師、警衛師，獨立二、三、四、十一、十三團及江西軍區各地方部隊，約有4500多人。江西軍區在閩贛一帶的各個省級軍區中是個大軍區，所轄地區達十餘個縣，佔中央蘇區的大部分，紅都瑞金即在其境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