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學期開始以後，我們的“夜襲隊”開始名存實亡了。繼汪文軍、路輝先後墜入愛河脫離革命隊伍以後，何胖子在自己的宿舍樓內找到了牌友，成天沉溺於麻將桌上。對此汪文軍的狡辯是：我們暫時的離開是革命形勢的需要，我們所有的工作都是為了革命取得最終的勝利。汪文軍說這些話時也是在我們例行的酒桌上。對此我鼓掌贊成。我說：“你們倆絕對是為了革命的需要，不僅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且夜以繼日廢寢忘食拼命工作，沒準一不留神還要給我們弄出幾個革命的下一代吶。”我的話剛說完，他們倆就異口同聲地說：“你的嘴可夠損的。你這是在詛咒我們身敗名裂呀。”我說：“這話聽起來就奇了怪了，非得反革命罪行敗露了才是反革命？”
說實在的，只從汪文軍、路輝、何胖子他們離開革命隊伍以後，我和文革還是感到了寂寞。不過我們兩個仍然保持了“夜襲隊”的光榮傳統，基本上晝伏夜出。由於我的宿舍裡的一個革命戰友因在那一年的期末考試中不幸三門主科不及格降了級，騰出的鋪位讓文革佔領；因此，給我和文革提供了便利。文革在獲得我們班同學友誼的同時，與他自己班同學的關係也開始漸漸地疏遠。
有一天夜裡，我和文革看完錄影，就在街邊的餛飩攤上吃餛飩。（記得是兩部臺灣拍得由秦漢秦祥林林青霞林鳳嬌之流演的瓊瑤式的電影。那時的錄影廳很火，他們不用偷偷摸摸地放帶色的三級片，只是放一些未在國內公映的港臺或者外國片，就能將他們五十幾平的放映室塞得滿滿的）不知怎的，至今偶爾想起這一段我還有一種莫名的激動。夜風徐徐，小十字路口，在路旁高高大大的槐樹下，朦朧的路燈會給餛飩攤灑下一些斑駁的樹影。在這個時間，在這個本就寧靜的小城，路上偶爾才會有機動車輛經過。倒是並不匆忙趕路的後座上託著戀人的腳踏車和人行道上勾肩搭背的情侶常常地出現。在這樣涼風習習的夏夜，每每我都會被此情此景所陶醉。基本就是裡邊有十來個小而無餡餛飩的一碗清湯加進了胡椒辣椒末之類，不過這些已足以讓我和文哥吃得大快朵頤大汗淋漓的了。就在那時，文哥對我說：“真應該找個姑娘戀愛了。”文革的話說到了我的心裡。我說：“這麼說你有心儀的了。”文革眼睛還是盯著馬路的遠方。說：“你說李紅，我有戲嗎？”聽了這句話，我心一動。說：“什麼有戲沒戲。”文革這才轉頭，對我說：“你是不是和我裝傻。剛開學她就讓你們棒打了鴛鴦，至今還是獨身吶。”這回輪到我望著馬路。說：“我裝什麼傻。我又不是李紅，合不合適我怎麼知道。”文革遞我一根菸。說：“那你肯不肯幫兄弟的忙吧。”我忽然轉頭，滿臉痛苦的面向文革。說：“好兄弟，連你也要拋棄我嗎？你就如此的狠心嗎？”文革一臉不屑。說：“你就跟我裝吧。誰不知道你腳踩好幾只船，我要不自己抓緊點，只不定誰不夠朋友呢。”
文革說的沒錯，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我確實有很多機會。令現在的我都感到驚奇的是，在大學的整個四年裡我會是我們班的班長，這怎麼想都像是別人的故事。我說的驚奇是緣於我對屬於我自己視角的對世俗的瞭解，驚奇帶給我的不完全是不可思議，更多的是為曾經有過那樣的時光而知足並充滿了深深的懷念。我這個尋常意義上的鳥學生當上尋常意義上的班長並沒有取得尋常意義上的實惠。首先我沒有入黨，其次我並沒有因此在畢業的分配中撈到任何的實惠。當然在尋常意義上那些都應當是順理成章的事。我沒有入黨，這並不代表我對黨有什麼偏見，這個中的原因完全是因為一件小事。我是個鳥學生所以就有一種流氓無產者的義氣，有一種把任何事情都不當回事的勁頭。那是經過週六勞動掙班費（目的是想為班裡買一些體育用品）後的星期天，系裡黨支部原定全系學生都必須在星期天早上七點鐘參加市裡的一個公審大會。而我卻擅自做主告訴我班的同學不必去起這個大早，可以盡情地睡個懶覺。現在我還能清晰地記得星期天早上系黨支部那個女書記氣歪的臉。當時我是一臉的輕鬆，不過奇怪的很這件事情並沒有把我從班長的位子上拉下來。當然這與同學們的愛護自然是分不開的，其實我壓根沒把班長當回事，也是透過這件事情我更深地領會了無欲則剛這句話的含義，我只是太在乎感情。
文革的話是有所指的。記得我們的“夜襲隊”陣容還比較完整的時期，有一次我在足球比賽中受了傷，當哥幾個在醫院的病房裡探望我時，就有漂亮的女同學給我送堡好的雞湯，當時何胖子就羨慕的直流口水。事隔不久又有另一個漂亮的女生在去食堂的路上向我淚流滿面地訴說委屈，這正好讓文革撞個正著，以至於心情焦慮地在遠處等了我半天。事後他表情凝重不無關心地問我：“你沒把人家怎麼著吧？”
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們一直向我抱怨：“這個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你張巖有什麼呀，所有的好事都讓你一個人攤上了。”他們也曾經和我打過賭：“你要是把你班的兩個排球健將給約出來看場電影，我們哥幾個就每人請你吃頓飯。”我當時就發現他們由於妒忌而犯了錯誤，約一個不好約，倆個根本就不是問題。約一個人家還以為你有其他的意思，從而將事情複雜化，那樣答應不答應的可是一件大事。同時約倆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都像是同學之間的一次正常的交往。而我清楚我的優勢也正是我的性格決定的——我這人熱情仗義，自然人緣很好。與倆位體壇美女去看電影的那個傍晚，我的心情特殊的好。我得承認當時我心裡並不純潔而是充滿了非分之想，這也使我更加地堅信高尚永遠只是一種外在的表象，它最不可靠，它時常要苦苦地抵抗來至內心慾望的侵襲。而從古至今許許多多初期高風亮節，後期聲名狼藉甚至為此掉頭的人就是這方面很好的例證。一位偉人曾經對雷鋒的事蹟有過這樣的評論：做一件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而不做壞事。由此我曾卑鄙地想：正是雷鋒的早逝成就了更加完美的雷鋒。
結果自然不言而喻，我白吃了他們四頓，每頓都吃得他們咬牙切齒。
為了文革，接下來的幾天裡，電影錄影時間改成了偵察訓練課，我們倆對十來個教學樓開始了地毯式偵察。事情進展的並不像想象的那樣順利，我們沒有內線也就沒有一點點的情報——李紅經常在哪上自習，什麼時候上自習，什麼時候不上自習這些我們一無所知，就那樣誤打誤撞的。而至於在食堂必經之路上“劫持”這樣的招也想過，不過考慮到那樣眾目睽睽的不一定會生出怎樣的變數來，就又否決了。功夫不負有心人，有一天還真叫我給碰上了。那天我和文革正在偵察西一樓，文革負責西側，我負責東側。當我偵察完二樓，正準備上三樓時，在樓梯上碰見了她。我愣在了那裡，有時候你在苦苦地找一件東西在接近於無望和麻木的狀態下，那個物件豁然出現在你眼前是會讓你有短暫的時間反映不過來的。李紅看到我也是一愣，不過旋即恢復了常態，繼續前行。
完全是出於一種本能，在李紅經過我身邊的一瞬間，我伸手將她攔住。李紅站住，側頭饒有興致地望著我。說：“怎麼？光天化日之下真要搶劫啊？”我恢復常態，順勢倚在樓梯的扶手上。我說：“聽說張藝謀的《紅高粱》很好看，明天週末，要不一起看電影得了。”李紅不置可否，但也沒有立即走的意思。我受到了鼓舞。說：“就這樣，明天晚上七點，我在文化宮電影院等你。”
李紅扭頭走了，我感覺事情好像有些紕漏，但當時並沒有過多的細想就興高采烈地將這個訊息告訴了文革。那天晚上文革很是慷慨，在酒館裡給我要了上好的白酒，一條魚、熘肝尖和京醬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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