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是各種武器中面積效應最大的一種。以生物武器為作戰手段的細菌戰、病毒戰，能造成大批人畜受染髮病，面積廣，危害持久，傷及無辜、後患無窮。
1925年世界各國在日內瓦簽訂《關於禁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議定書》，明令禁止使用細菌武器，使用細菌武器和毒氣即構成戰爭犯罪。日本作為當時的簽約國，時隔不久就背信進行了包括活體解剖、病菌注射、冷凍等各項試驗，大規模研製生產細菌武器。整個侵華期間，日本細菌戰部隊規模較大的有5支，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第七三一部隊，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從事鼠疫、霍亂、副傷寒、赤痢、炭疽等病毒的研究，並用活人做實驗，開發測試細菌炸彈，把生物學和醫學轉用於武器，併為日本培養了數千名細菌戰幹部。
日軍細菌戰部隊僅人體試驗所殺害的中國人就達兩萬人以上，透過投放鼠疫、霍亂、傷寒病菌等實施細菌戰，所傷害的中國民眾達70餘萬人。日軍潰敗前下令炸燬了在中國各地建立的細菌部隊設施，銷燬罪證。理應受到嚴懲的“日軍細菌戰首腦”石井四郎等人戰後被美軍庇護起來，成為美國獲取細菌戰研究情報的“有價值的合作者”，逃脫了戰爭法庭的審判。
石井四郎（1892~1959），日本千葉縣人。1920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後再入京都帝國大學研究生院學習細菌學、病理學等。1928年赴歐洲考察研究細菌戰，回國後鼓吹細菌戰，得到日本軍部的支援。自1932年起，石井四郎一直領導著侵華日軍的細菌戰部隊，在第七三一部隊任職十年。他在中國進行活人細菌感染、解剖等生化實驗，研製細菌武器，營造“食人魔窟”，策劃指導細菌戰，甚至在俘虜的饅頭裡注射傷寒菌以蔓延傳染病。石井四郎認為，缺乏資源的日本要想取勝，只能依靠細菌戰。
河本大作 石井四郎是日本研究細菌戰的元老，全面負責有關細菌方面的工作
山西派遣軍軍醫部長石井四郎是日本研究細菌戰的元老。在滿洲哈爾濱的西部和東部都設有特殊機關，從事細菌戰的研究。他擁有兩架飛機，進行用飛機投擲細菌彈的研究。他還攜帶照相機，拍攝必要的照片，為其研究蒐集資料。
石井四郎原是細菌學者，他任陸軍中佐時曾發明過濾水器。揚子江（日中事變期間）一帶的部隊都在作戰期間攜帶這種濾水器。後來我還聽說，他為推行濾水器，曾在參謀本部進行宣傳，讓參謀集合起來，他用濾水器將參謀本部前的池水加以過濾，自己當場喝下，說明經充分過濾後沒有細菌。
他來到太原後，似乎仍然全面負責有關細菌方面的工作，經常出差，很少在太原。可能是由於保密的原因，有關細菌問題，我沒有聽到任何訊息。
1944年夏，石井調回日本，他將位於東京牛込區河田町原經理學校加以改建，成立有關細菌戰的總部，再次專門從事有關細菌戰的研究。這一情況我是從花谷參謀長那裡聽到的。
日本軍是從1918年11月前後開始研究細菌的。當時，長谷部照信少佐同憲兵隊和特務機關進行聯絡，並獲得情報。得知上述機關捕獲了一名俄國密探，名叫亞歷山大，在瑞典紅十字會任職。在審訊中知道他正在搞細菌戰研究並擁有大量細菌。於是，1918年末，長谷部將細菌戰作為主要問題向參謀本部彙報。此後，由陸軍省醫務局開始研究。後來曾一度中斷。滿洲事變爆發後，約於1933年，關東軍副參謀長石原莞爾少將建議恢復研究，並提議在牡丹江附近進行研究和試驗。這樣，由關東軍開始這一研究工作。至於石井四郎是何時參加的，由於我當時已離開軍界，所以不得而知。不過，石井四郎在哈爾濱成立研究所，開始從事研究工作，是在1933年之後。而且石原莞爾對此事極端保密，所以我不清楚。但是，有一次我在火車上遇到了我任關東軍參謀時駐公主嶺的中馬大尉，據他說，現在在牡丹江非常祕密地進行細菌研究，我才知道這一情況的。
岡村寧次 關東軍只有我負責直接與石井祕密會面並與中央聯絡
關於石井機關的建立這件所謂極密中的極密事項，在陸軍省只有大臣、次官、軍務局長、軍事課長及醫務局長，在關東軍也只有小磯參謀長和我知道，而且只有我負責直接與石井祕密會面並與中央聯絡。因此只有我一個人瞭解該機關的情況。但是，日久天長，由於當地現實存在著這一祕密機關，儘管不知其內容，而這一機關的存在卻為不少軍內人士所知曉。
石井四郎出生於千葉縣大地主之家，自幼頭腦聰敏，作為陸軍的委託學生就學於京都帝國大學，石井四郎夫人是當時京大總長的女兒。從這一點也足資證明石井是最優秀的學生。
時間約在1933年的某月某日，在哈爾濱東南方靠近拉賓路車站的背陰河設立了石井研究機關，與關押被捕匪寇的看守所為鄰。機關長石井軍醫少佐被命令使用步兵少佐軍裝，其部下軍醫亦被命令使用相當官銜的步兵軍裝。其勤雜人員大部是由石井家鄉挑選來的可靠青年，以加強防備。由於嚴禁外出，石井對青年們的娛樂煞費了苦心，石井每月一至兩次來長春參謀副長官舍進行必要的聯絡。我還記得招待他的點心和水果，他一口也不吃，全部帶走的情況。
由於使用了真實的人代替土撥鼠作試驗，取得成效乃是理所當然的。我原來對於他順利的取得醫學成果的具體內容並不太清楚，但是在停戰以後，據他親自透露，僅獲有專利權的成果就達200多件以上。
當然，取得這樣的驚人成果的原因，除了上述用真人作試驗材料外，還由於石井頭腦聰敏並具有熱情和勇氣以及部下助手軍醫忘我工作所取得的。從事這一工作的兩名軍醫大尉，為馬疽病及其他實驗而殉職。我記得在中央的諒解下，我曾虛報戰況為兩名死者申請了特殊功勳。
石井極為勇敢，在上級許可下，經常在大的戰鬥時到步兵最前線拍攝戰死者的鏡頭。也有為了便於對他升級的原因，石井時常被命令從事其他普通軍務。我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他曾在山西省就任第一軍軍醫部長，即使在此時，他也在完成本職工作外從事特別研究的使命，並獲得很多成果。特別對於治療凍傷，他得出了用攝氏37度的水溫浸泡患處是最好方法的結論。這些都是根據使用人體進行種種寶貴試驗，或讓他活，或讓他死，或讓他再生等等所取得的成果。然而，不知根據什麼事實，中央不加採用，因此我只在華北軍採用了這個方法。譬如出外討伐的步兵小隊發生凍傷患者時，立即收集全小隊的小便，洗浴患者傷處，即可治癒初期凍傷。就連進入第二期凍傷、患部潰瘍變形的患者，如果耐心採用這一方法也可痊癒。
停戰後，石井也遇到了不少問題。停戰以前，1937年春我任第二師團長到哈爾濱上任時，石井機關已在哈爾濱南郊擁有相當漂亮的房屋。由於石井軍醫中將也兼任軍醫學校教官，所以當蘇軍迫近哈爾濱之前，他把研究資料的精華裝入三個皮包，乘飛機飛回東京，把資料藏在牛込戶山町自己家裡。停戰後，蘇美兩國之間對細菌戰的權威石井的研究資料，演出了一出激烈的爭奪戰。……
停戰後有一天，佔領軍司令部讓負責聯絡的有末精三中將將石井四郎軍醫中將帶來。有末問佔領軍當局是作為戰犯還是要利用他，回答說是後者。因此，有末放心地把石井帶到佔領軍司令部，以後透過種種交涉並贈與石井金錢等，結果，這三皮包貴重的研究資料終於全部被帶到美國去。後來美國把沒收的陸海軍檔案大部分都還給了日本，唯獨這三皮包資料沒有退還。
蘇聯為取得石井的研究資料，進行了極為緊張的活動，蘇聯軍官最初訪問石井，遵守規定由佔領軍司令部的有關官員陪同前往，但其後即拋開佔領軍司令部官員，單獨在深夜訪問石井。當時石井以自家住房經營旅館業務，因此無法謝絕來客。蘇聯軍官對石井或威脅或乞求，甚至讓步到給一部分資料也好。由於蘇聯軍官頻頻來訪，糾纏不休，終於使石井患了精神病而遷居到鄉村。
美國自不必說，就是蘇聯最初也沒有指定石井為戰犯。但是當蘇聯得知從石井那裡任何資料也不能弄到手後，在大晚於一般戰犯審判之後，於1948年秋季才將山田關東軍司令官等與石井機關有關聯者作為戰犯審理。
我國醫學界特別是與傳染病研究所有關的人士對石井的研究給予很高的評價。有的人認為，已經是得出結論的資料，不妨用土撥鼠和其他動物進行再試驗後向學術界發表，並以此鼓勵石井。石井本人對之也滿懷希望，但不幸病故，確屬可惜。
石井生前曾告訴我，他的直屬部下為解決生活問題，有人曾出賣了一小部分資料，例如血液的結晶等。
此外，不僅石井，我任關東軍參謀副長時，有某國立大學外科教授二三人來訪，他們在陸軍省的諒解下，祕密向我要求，想實際考察一下在處決土匪，用刀砍下腦袋的其斷面的情況。並且說這是難得的好機會，希望儘量給他們這個機會。我把他們介紹給吉林部隊了。
萩原英夫，曾是石井部隊職工。
石井四郎在五常研究所以活人作為試驗材料，獲得了顯著的研究成果
石井部隊表面上偽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實際上，是在部隊長石井四郎的指揮下，其主要任務是研究和培養各種細菌，從飛機上或在地面上撒佈細菌，從事細菌戰。另一方面，還透過使用石井式濾水器，以及其他方法，開展反細菌戰業務。
石井部隊的根據地設在東京都牛込區軍醫學校。最初，石井是在這一軍醫學校從事細菌的研究工作。後來，將研究所遷往滿洲國濱江省五常縣，在此從事同樣的細菌研究業務。
當在五常設研究所時（1934年前後），石井故鄉千葉縣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人們（約20人），經石井的動員來到滿洲，作為石井部隊的職工參加各種業務活動，獲得大量財富。我的叔父石井正雄、舅父青柳雄、爪生榮二、表兄萩原武夫、伯父萩原薰也都來過滿洲，在經濟上獲得大量收益。此外，石井還將自己的親戚鈴木茂（當時是打零工的木工）召至五常，從事各種建築業務，鈴木也獲得了高額利潤。後來，鈴木將企業逐漸擴大，成立承包土木建築的鈴木組，自任組長。他除了承包石井部隊的工程建築外，還向若干其他企業進行投資。
……
石井在五常研究所，以活人作為試驗材料，獲得了顯著的研究成果，於是便將研究所加以擴大，在哈爾濱平房附近，強佔了大片農田，建起了擁有數十幢建築物的龐大的研究所和附設的機場。從五常返鄉的人們被嚴禁洩露機密，同家屬親戚等任何人都不準談論在石井部隊的工作情況，這些人後來都一直從事農業生產。而1938年再次招募石井部隊職工時，舅父青柳、叔父石井和表兄萩原又都帶頭應募。我在舅父青柳和叔父石井的動員下，經過父母同意，我也應募了。因為我作為佃農家的長子，一心向往著能夠使家庭生活過得稍稍富裕些，在我這一代成為自耕農。
1937年8-9月間，我和其他20名應募者一起，在東京都牛込區軍醫學校參加考試（無一落榜，考試純屬形式），1938年我等一行20人一同來到滿洲。募集當時曾簽定合同，規定我們都是石井部隊的職工。但是，當到達哈爾濱後，20人無一例外地全部被鈴木組所接收。被帶到工地平房後，一切工作安排、工資發放等，也都是同鈴木組發生聯絡。在身份上，享受石井部隊臨時工的待遇。如安排伙食、發放工作服，宿舍也在陸軍官舍中（後來同部隊共同起居）。當時，我21歲，作為長年僱傭的工人，日工資是2.8元。木工和瓦工的日工資是3.5元至4.5元，雜工是2.8元至3.2元，我的工資是雜工中的最低工資。
當時的部隊的外部建築已基本竣工，滅菌器和其他研究器材，在站臺上堆積如山，正著手安裝內部裝置的階段。據說外部建築是由松村組承包修建的。至於內部的機密業務，諸如研究器材的搬運、開箱、安裝，尤其是七八兩棟（活人實驗所）的各種內部建築和器材的安裝等，任憑再廉價的勞動力，也不會僱傭中國人。石井之所以招募了我們這些同鄉，首先就是為了防止洩密，這是不言而喻的。
研究器材是由日本特殊工業株式會社發出的，當我到達該地時，就有二三名由特殊工業會社派來的人，還有五六名就地採用的人（全部是日本人），配合特殊工業會社的社員共同從事除七八棟以外的器材安裝工作。……
凡出入於第七八棟的人，每次出入時，都要由保機班（為保密而成立的機構）檢查身份證明書，並進行搜身。木工和瓦工的負責人每天必須將內部設計圖交回保機班。舅父青柳是我們這20人的負責人，他必須向保機班報告當天到作業現場的人數、作業種類和場所。
……
我在哈爾濱接受徵兵檢查，結果是甲種合格，我領取了1939年3月18日於黑河第七國境守備隊第五中隊入伍的現役證明。我決定在家鄉入伍，所以於1939年1月由鈴木組解僱便返鄉了。我返鄉時，七八兩棟尚未完工，因此尚未收容用於試驗的活人。但是，我積極參與了這一活人試驗所的內部裝置，以及其他各棟的研究器材的搬運、開箱、安裝等工作，為石井部隊完成任務出了大力。
二、關於石井部隊罪行的所聞所見
……
當時在平房的部隊勤務人員約300名（不包括千葉班的60名），南棟估計有100名。在部隊長石井的直接領導下設有各種研究班。有太田中佐（當時部隊的副官）領導的太田班，負責研究傷寒；有北川少佐領導的北川班，負責研究鼠疫和結核；有柳澤技師領導的農作物班（培養或繁殖農作物細菌）、圖書班、特別班（活人試驗）、動物班（飼養各種動物，並進行試驗）、X光班、防疫班，還有增田大尉領導的航空班（研究氣流和撒佈細菌）等。以上只是我親身見聞的情況，除此之外，肯定還有其他細菌研究班。
此外，還有上述研究班的輔助班，諸如以中村技師為領導的動力班（機車庫）、財務班（分一般財務和研究財務，後者負責研究器材的管理、採購和發放等）、庶務班（其中的人事班長為石井四郎的胞兄石井**，當時化名細谷）等。此外，還有焚燒班（燒燬試驗後的人和動物的屍體以及消耗品等）、建設班（領導鈴木組、日本特殊工業株式會社哈爾濱辦事處）、憲兵室（配合本部隊的防諜，當時的負責人是田坂曹長）、少年隊（分別分配到研究班和輔助班）和炊事班等。
……
石井部隊的犧牲者很多。全面情況雖不瞭解，但據說南崗陸軍醫院的住院病人中有相當多是石井部隊的工作人員。以我身邊發生的事例而言，石井在五常從事研究工作期間，以他的故鄉千代田村加茂為中心募集並帶到五常使用的20人中有2名死亡（佯稱陣亡）；在平房，並未直接參加細菌研究，只是從事工程建築的千葉班，約60人中，有1名死於腸傷寒，名叫谷正男，萩原隆感染肺結核。我所認識的從千葉縣招募的4名少年隊（今井三郎、石井正敏、土屋某、萩原三雄——我的胞弟），其中今井和土屋死於腸傷寒，石井和萩原感染了肺結核。少年隊的這四人都是在研究班工作的。從這一較小的範圍中很難看出全面的統計數字，但如以百分比表示，則在五常工作的犧牲者為10%，平房為3.3%，少年隊為100%。而據說在五常工作的約20人中，一部分負責監視用於試驗的活人，大部分在炊事班或機車庫勞動，如果他們也直接研究工作，可能犧牲的數字會和少年隊相差無幾。
……
5.石井四郎其人
……
他參加軍隊後，成為軍醫，去德國留學，回國後發明濾水器，獲得博士學位。為了支付他在德國留學期間的學習和研究費用，儘管他家是村中的大地主，也耗去了家財的大半，從而家道中落。此外，他還是工學和物理學博士，至於是什麼時候，以什麼研究成果獲得的，我就不清楚了。
……
我到達平房後第二次見到他時，是1938年的8月，他已晉升為大佐。當時擔任副官和太田班班長的太田中佐，據說資格比石井還要老，但當時依然是中佐。1942年，我入伍後，休假返鄉時，他已成為少將。1945年4月我妻子生產，叔父石井來我家探望時，據說他已升為中將。其進級速度實在快得驚人。他曾誇口地說：“我將成為第一代軍醫大將。”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到，以天皇為核心的日本侵略集團對於他的特殊技能是如何重視的了。
他那專橫的法西斯作風，從下述事例中也可以窺見一二。
當石井還是少佐的時候，當時的陸軍大臣來到軍醫學校視察他的研究所，他停止試驗，拖著軍刀，來到陸軍大臣面前，滿不在乎地說：“閣下！石井很忙。”（據青柳談）這在禮儀嚴格的日本軍隊中，完全是目無領導的表現。
我在平房工作期間，有一次在部隊食堂裡放映關於派遣到華北的石井部隊活動情況的紀錄片，石井為影片作解說。其中一個鏡頭拍的是**的戰死的中國士兵，他說：“那些一切都暴露無遺的就是中國佬！”於是大家鬨堂大笑（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這句話豈不是反映了他那獨裁排外的思想，把活生生的人只看作是試驗材料，而不是人嗎？
還有，在五常工作的人們（石井的同鄉），工作一年之後（在炊事班工作或在機車庫燒鍋爐等），便可領到勳八等旭日章和100至300的獎金。但據說這一論功行賞並不在政府公報上公佈，可以說是編制以外的勳章（據青柳說）。兩個來自加茂的人，在五常工作期間，因染上腸傷寒而病死，以陣亡的名義發給了功七級的金鵄勳章和1000元以上的撫卹金，據說還在政府公報上發表了。以保密部隊的名義為藉口，將編制外的勳章發給自己的部下，如果青柳說的確屬事實的話，則石井自不待言，連賞勳局也是馬馬虎虎的了。
對於他這些專橫跋扈的所作所為，連關東軍司令官和陸軍大臣也都睜一眼閉一眼。據說為了核准數字龐大的研究費，他親自去陸軍省，迫使其批准。平房的陸軍宿舍的裝置，據說在關東軍陸軍宿舍中是最為完善的（事實上我也並未見過）。日本特殊工業株式會社由於為石井部隊生產研究器材而獲得了鉅額利潤。石井的親戚鈴木茂，以一個一文不名的打零的木匠，經石井的邀請來到滿洲，僅四五年間，到了1939年，他竟積蓄了10多萬元的財產。上述事實說明，透過向國民課以重稅而制定的國家預算都適用於哪些方面，並進入了誰的腰包！
1945年4月，我妻子生產，當時正在石井部隊工作的叔父石井，前來我的部隊駐地老黑山進行祝賀。當時，他曾說：今年2月（石井四郎是1945年4月重任七三一部隊長的），為歡迎去南方回來的人（包括我叔父石井），石井部隊舉行宴會。席上，石井曾說：“在目前情況下，石井部隊應該考慮的問題是什麼？”當時許多高階幹部為完成石井部隊的任務而陳述了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沒有一個說對。最後，還是石井自己宣佈了答案。他說：“那就是部隊的處理問題。”他當時已經認定日本必敗無疑。關於正在培養的細菌和研究器材，以及特別班收容的試驗用的活人如何處理問題，他已經有所考慮。後來，當我在蘇聯從日本報紙上看到有關處分細菌戰犯的報道時，才知道當年叔父石井的談話是正確的。那篇報道中指出：日本戰敗時，石井毀壞了建築物和其他一切研究器材，帶領部隊全體人員最先逃離滿洲。而且，他沒有像被作為甲級戰犯而被處以死刑的東條、板垣那樣留在日本，而是逃往不久前的交戰國美國去了。他這樣做就是因為他知道，如果留在日本，定將成為甲級戰犯。他的逃跑，除了為挽救他自己之外，別無其他理由。如上所述，他不僅是一個帝國主義分子，而且又是一個有預見的狡猾的人。
田村良雄，1939年考入日本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少年隊，後派到中國到哈爾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1944年任關東軍第五十四師團軍醫部診療助手。1945年在七三一部隊第三部受防疫給水部下士官的教育。
製成約70公斤傷寒病菌、發疹傷寒病菌、霍亂病菌，運往南京使用
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間，我是石井部隊少年隊隊員。作為臨時編制，參加了由該隊培地班班長早川清少佐為總指揮的細菌大量生產隊小林隊，生產供“諾門坎事件”中細菌作戰使用的傷寒病菌、霍亂病菌、發疹傷寒病菌。在無菌室今野信次技工的直接指揮下，和另外二名編為一組，每日培殖約30桶（培養用的）細菌。於該時間內，我採取了約一公斤細菌。大量生產出的細菌，按出差命令，由生產人員逐次運到將軍廟、海拉爾等地，供“諾門坎事件”使用了。
1939年6月中旬，在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石井部隊）山口班，在班長山口技師的指揮下，班員約6名，製造了細菌榴散彈。當時我是少年隊員，和另外二名在山口班笛木軍曹的直接指揮下，在直徑約0.5公分、長約1.5公分的鐵片上鋸成X形的溝，在上邊塗上防鏽劑。這一工作約進行了三天，三個人共製造了約2000個彈片。製造出的榴散彈，由山口班人員，在諾門坎前線用野炮發射出去，殺害了蒙古人民和蘇聯人民。
1939年侵入中國後，在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石井部隊）的臨時編制時期，根據細菌大量生產隊第一隊長准尉小林松藏的命令，我和另外三名，在田部井班內，將每1cc內含有30毫克的傷寒病菌菌液，灌了兩煤油桶，第二天我和另外兩名將其運到興安北省將軍廟交給因“諾門坎事件”盤踞在將軍廟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石井部隊）碇挺進隊的難波准尉。我運去的細菌，被碇挺進隊撒在哈爾哈河中，進行了所謂細菌謀略戰。
1939年6月下旬，我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石井部隊）少年隊隊員，和另外30名一起，在佐藤技手的直接指揮下，幫助該隊整理班，在哈爾濱車站軍用月臺，將供給“諾門坎事件”用的衛生濾水機約20臺，三輪摩托車約20輛及裝有器材的箱子，裝在開往海拉爾去的軍用貨車上。
在1939年8月中旬至10月下旬，以田部井班、瀨戶川班、藤井班、培地班等為主，以判斷諾門坎之細菌行動的效果及行動後之防疫為目的，而對諾門坎事件出動的部隊進行驗便時，我參加做了如下的事：
（一）在8月中旬，我在培地班小林准尉指揮下，與其他24人一起，將約一萬塊的培養基進行洗滌消毒，作病源檢查用。
（二）8月中旬約一個星期，我參加教育大隊山下建次大尉指揮的病源檢查班，與其他十餘人一起，在海拉爾對約有8500人進行檢便工作。在8月下旬約三天的時間，在阿城，我作為山下大尉的助手，協助他進行了約對200人的驗便。
（三）9月初旬至10月下旬，在藤井班裡，受太田登的指揮，與其他三人一起，每天洗滌消毒小試管約500根，這是細菌鑑別培養基上使用的。還飼養免疫血清製造所需的試驗動物。
1940年大量生產細菌期間，於7月中旬前後，柄澤十三夫大尉隨同野崎幸雄少佐，率領班員中前秋雄軍曹及僱員桂島長次郎、橋本一男、橫山三郎等，去華中地區進行陰謀活動，以細菌殺害中國人民。我聽桂島長次郎說，在天津、杭州、漢口等地照了相，我也看見照片了。又聽橋本一男說，在進行傷寒病菌謀略戰時，他自己還傳染上傷寒病了。
1940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之間，在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加茂部隊）田中、筱田班培養跳蚤時，根據部隊的命令，我和其他18名少年隊員一起，以傭員身份參加了這一活動。在田中、筱田班技手田中的直接指揮下，擦煤油桶，將少量的小麥裝入桶內，然後再將裝在籠子裡的老鼠放進去，大約一個月內，每日清早給老鼠一些胡蘿蔔，死的老鼠要用活的換出來。我每天管理10個煤油桶，培養了70cc的跳蚤。在同年6月上旬，在技手田中的指揮下，和15名少年隊員一起，培養了900cc的跳蚤，這些跳蚤被動班領去物，和2000只老鼠一同由航空班搬去，裝在開往南京的飛機上了。
1940年7月上旬至11月上旬之間，我是少年隊員，和另外120名一起，參加了由大佐川島清為總指揮的細菌大量生產隊。於上述時間內犯了如下的罪行：
1940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間，於細菌大量生產隊一隊神崎中隊無菌室，我和其他30名一起，在今野信次技手的直接指揮下，進行了霍亂病菌、發疹傷寒病菌的培殖和收集。在該時間內，每天我和另外兩名在40個培養罐中培殖細菌，在一個罐內我收集了約3公斤的霍亂病菌和傷寒病菌。
自1940年8月下旬大約兩星期，在細菌大量生產隊本部材料班內，根據小林松藏少尉的命令，我和材料班傭員加藤嘉之，並得到三谷班河合美人僱員的協助，製造了搬運細菌用的冷凍劑。
其後約一星期，我和另外約十名一起，在前川富治軍曹的直接指揮下，準備了操作1000罐需要的材料。在同一時間內，我每天製造培殖細菌用的棉棒200個，並進行了採取棒、中布、蛋白質水溶液空瓶的滅菌工作，從而使細菌的培殖收集工作得以順利地進行。
1940年9月出巡，我和材料班的三個人一起，根據細菌大量生產隊第二大隊長少佐鈴木啟久的命令，在研究室，將裝在蛋白質水溶液空瓶中的大約10公斤傷寒病菌放在兩個木箱內（木箱內部釘有鐵板），將“人造冷凍劑”裝進後封起來，第二天叫航空班搬去，裝進往南京去的飛機上了。
1940年9月初旬至11月初旬之間（該時間內參加去長春預防鼠疫大約一個月除外），於細菌大量生產隊本部菌苗班，我和另外四名，在今野信次技手的直接指揮下，每日製造1000個培養罐製造菌苗時所需用的3%的普通寒天營養液，並對器材進行了殺菌消毒，使大量菌苗生產得以順利進行。
由於大量生產細菌，將製成的傷寒病菌、發疹傷寒病菌、霍亂病菌、鼠疫病菌、脾脫疽菌，合計270公斤，用飛機運到南京及華中地區，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派往遠征華中地區的柄澤十三夫率領的一個隊，使用這些細菌，殺害了華中地區的中國人民。
自1941年7月上旬至9月上旬，在第四部第一課柄澤班，30個人依據班長柄澤十三夫的命令，製造了傷寒病菌、發疹傷寒病菌。當時，我在無菌室內和另外兩個人編成一組，在今井信次軍曹的指揮下，每天培殖50桶（培養用的）細菌，並收集大約3公斤的細菌。所製成的傷寒病菌、發疹傷寒病菌、霍亂病菌，大約70公斤，用航空班的飛機，運往南京使用。
1942年6月中旬至9月中旬，……根據班長柄澤十三夫少佐的命令，製造了供殺害中國人民使用的傷寒病菌、發疹傷寒病菌、霍亂病菌。當時，我是柄澤班班員（僱員），參加了這一製造活動。在研究室，和另外五名在柄澤班技工宇野城的指揮下，每日製造150管，供給培養300桶製造傷寒病菌、霍亂病菌、發疹傷寒病菌所需要的一種病菌，送往無菌室。該時間內，我製成了1800管菌苗。所製成的約140公斤傷寒病菌、霍亂病菌、發疹傷寒病菌，由航空班的飛機逐次送往南京地區，供殺害中國人民使用。
1941年5月初旬，以第二部山口班為主體，在航空班附近的平原上，在課長碇常重中佐、班長山口技師指揮下，進行了細菌彈爆炸之活體實驗。在此次實驗中殺害了12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員。這次我是在第四部柄澤班班長柄澤大尉命令下，與其他四人一起，帶著裝有平板培養器200塊的滅菌罐，與特別班員1名、山口班員5名一起先到實驗場去，把十餘個實驗用的器材從車上搬下來，在山口技師的指揮下，在50平方米內，與其他8人一起，挖了栽木樁子的坑（準備把被實驗者綁在木樁上）。當憲兵室田坂曹長及其他四
人用汽車將抗日地下工作人員拉來的時候，我和柄澤班的另四名奉命離開了現場，而未能看到活體實驗的情形。
1941年8月初旬，石井四郎調回日本，原來的少年隊就解散了，當時我正因病住院。我回到防疫給水部時，原少年隊的人已被分配到中國南方各防疫給水部去工作，我就被留在第四部一課柄澤班任僱員，即所謂科學武器使用者。
我在第四部裡主要做的是化學武器的研究，也就是進行細菌武器的研究和實驗工作。我只參加兩次實驗。我以第四部第一課課長鈴木少佐助手的身份，在第一部特別班裡，對被關押的5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員進行了活體實驗。目的是進行活體防禦力及毒力試驗。我與宇野誠一起，對被關押在特別班的5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員，各取5cc的血液，測定免疫價。第二天對其中4人注射了四種疫苗（加溫疫苗、混合疫苗、包裝疫苗、生菌疫苗）。一星期後又注射一次。然後將他們的血液取出，測定免疫程度之後，又注射了估計含有0.05瓦的鼠疫液1cc。其中3名三天以後死亡，在第一部笠原班進行了解剖，以後就在特別班附設的火葬場燒了。其他2人做為重鼠疫患者，提供給診療部做活體實驗殺害了。
1943年1月中旬，我協助柄澤班技手宇野誠，在第四部第一課課長鈴木啟之少佐指導下，對監禁在特別班的兩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員，以進行毒力試驗為目的，注射了含有0.03瓦的鼠疫菌1cc，三天以後，均患了重鼠疫，而被殺害了。
竹內豐，日本京都人，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1936年起在湯原、虎林、海拉爾陸軍醫院任軍醫中尉。1942年任日軍濟南陸軍醫院內科病室軍醫中尉。1943年調往華北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1946年任山西親訓炮兵集訓團、特務團軍醫科長，衛生隊長等職。
隨著戰線擴大，兵力將嫌少，用細菌戰即可“以寡勝眾，以少取多”
關於製造細菌戰用的生菌一事，我任中國山東省濟南市北支那方面軍濟南陸軍醫院內科病室的軍醫中尉時，自1943年8月1日至31日止，被調到北支那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從事於製造作戰用的惡疫生菌工作。開始時很顧慮，怕感染上，曾一度產生惡感。後來自己想雖然這個工作危險，但能取得卓越成績，升官快，何況在日本以活體進行細菌研究是不易得到的機會，這正是鍛鍊自己技術的最好機會；同時，我還想日本雖是連戰連勝，然而敵人並非僅是中國而已，還有美國及其他許多國家作為戰爭的物件，隨著戰線擴大，兵力將嫌少，用細菌戰即可“以寡勝眾”，“以少取多”，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因此製造細菌一事是吾等軍醫應盡之義務，須以認真的態度去做，又基於支部長醫學博士岡田和軍醫大尉的命令，鼓舞我從事製造細菌戰用的生菌的工作。
1938年1月8日，我在中國東北濱江省，擔任關東軍虎林陸軍醫院內科病室軍醫中尉時，院長本田軍醫大佐向虎林憲兵分隊要來一名八路軍俘虜，作為下級軍醫的研究材料。我想不可錯過這一良機，因為在日本是不易獲得這樣好的研究材料的，為使自己的技術提高，並對日本的陣地醫學有所貢獻，向院長請示，結果獲准將其做為我練習手術的材料。我命令病理實驗室衛生下士官，在解剖室準備器械材料，命內科病室衛生下士官和兩名衛生兵，將憲兵分隊用卡車送來的一名俘虜，帶入解剖室，綁在解剖臺上，用繩將上、下肢綁起來固定好。當時該俘虜表現出恐懼不安的樣子，於是讓憲兵用中國話騙說給他治病。之後，命內科病室衛生下士官將其施行全身麻醉。俘虜進入麻醉期後，我執刀，命病理試驗室衛生下士官充作手術助手，命病理試驗室衛生兵兩名充當器械遞換助手，先將右腸骨窩腹壁切開，取出闌尾，讓衛生下士官、士兵觀看，然後切除、縫合。又對他們進行腹壁處理要領的教育，就這樣，一邊示範教育，一邊又作了闌尾切除術。接著，從腹部正中切開，讓助手們將腹壁拉開，我向衛生下士官、兵進行了腹部內臟的名稱、位置，以及小腸受傷時做手術的要領等方面的教育。繼將小腸的一部分切開，作了兩腸管橫斷面縫合的腸吻合術，並將胃和十二指腸切開，做了胃腸吻合術。最後做腹壁三層縫合後，我將嗎啡液注入其靜脈內，將其殺害。以後病理試驗室高森軍醫大尉摘取大腦時，我用骨鋸將頭蓋骨鋸開，將腦摘取，又作了頭蓋骨縫合術。
（1943年）一天，濟南防疫給水部支部長岡田軍醫大尉從濟南憲兵隊要來11名八路軍俘虜，說是要用他們試驗細菌的效力。……當時已徹底喪失人性的我，認為“這是為濟南事件中殉難的日本人復仇”，便將這些英雄當作了豚鼠的代用品。……給他們注射我們培養的傷寒菌，或將細菌投在食物裡讓他們吃下。不久，症狀便出現了，持續高燒、呻吟、苦悶，甚至說胡話。我看到他們痛苦的樣子，心中暗自慶幸：“這個菌種的感染力相當強，用於細菌戰是毫無問題的！”……由於大量攝入劇烈的活細菌，病情一直惡化下去。全身瘦得只剩下骨和皮，陷入危重狀態。兩頰的肉像被刀削的一樣塌陷下去，只有顴骨高高突起，十分顯眼。他們已經不能自己翻身了，呼吸微弱，只有鼻翼還在翕動。這樣，我得以確認我所培養的傷寒菌種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因此，我企圖透過解剖進一步檢査由於細菌感染而受到損害的內臟各器官的變化，首先將一個人抬進了解剖室。
接著，我又指示負責麻醉的下士官，把麻醉罩放在俘虜的口和鼻子上，滴上純酒精、乙醚和氯仿的混合麻醉劑，逐漸陷入麻醉狀態。估計差不多了，我便拿起手術刀，儘量用力，從胸窩直到恥骨，將深深陷下、燒得滾燙的腹部垂直切開，打開了腹腔。鮮血立即沿著刀口的兩側湧出來，俘虜的上半身和解剖臺眼看著被鮮血染紅。由於不採取任何止血措施，血一直不停地流出來。木村軍醫將一個很大的鉤形器械插人刀口，從側面將腹壁拉開，我就從擴開的腹腔裡，將內臟拿出，放在一個搪瓷面盆裡，然後，同木村軍醫一同開始檢査病變。細菌的侵蝕力完全像我們預期的那樣明顯，由於獲得了今後用於大批殺人的材料，不禁心中暗喜，互相議論著：“這樣一來，可能在細菌戰中發揮作用了！”暴行仍在繼續進行，我把被細菌侵蝕變化明顯的部分腸管切斷，又將脾臟摘出，裝入標本瓶，以便製作切片標本，充作報告材料。接著，我又無情地把一支大型穿刺針插入膽囊。
當我們的一切目的都達到以後，向他的肘部靜脈注射了兩毫升嗎啡液，他的心臟終於停止了跳動。就是這樣，我和木村軍醫一個接一個地，把11名俘虜都作為效力試驗的培養基而殺害了，將獲得的大量細菌交給華北方面軍，或附上標本，報告此次暴行的成果，為發動細菌戰提供了資料。如上所述，人為地使獻身於人類最美好事業的人們感染傳染病，最後切製成標本，培養細菌，我就是這樣一個魔鬼。
湯淺謙，1942年任山西省潞安陸軍醫院傳染病室及病理實驗室軍醫中尉，曾多次參與活體解剖實驗。
用哥羅芳麻醉劑注射到活體的靜脈內，觀察和試驗這種藥品的作用，如何使其窒息致死
1942年3月底，我在山西省潞安城內西北隅北支那方面軍潞安陸軍醫院（北支派遣乙第一八三七部隊）傳染病室及病理實驗室任軍醫中尉。有一次潞安城內東南角日軍步兵第二二三聯隊（雪第二五二四部隊）押來（或許是潞安城內住的潞安憲兵分隊押來的）兩名中國人俘虜。當時遵照院長西村慶次中佐的命令，把全院的軍醫和三十六師團的軍醫十幾名集合在一起，進行活體解剖演習。（中略）我和其他軍醫把俘虜拉到手術檯跟前，推他往臺上躺，當他還在躊躇著的時候，就動手解衣把他剝了個淨光，擰住兩手將其壓到臺上。這時其他軍醫在俘虜腹部進行手術，我則負責灌麻醉劑，結合腹部手術，試驗麻醉劑的效用。先後灌進麻醉藥劑量較大，以檢查其死與不死的徵象。另一名俘虜由我進行“氣管開刀術”的練習。對這兩名俘虜進行活體手術演習後，其中一名呼吸還沒有停止，於是我用兩手把他的脖子扼緊，但一時間還未能致死，還能呼吸，我便和另一軍醫用帶子絞住，把他徹底勒死。事後，將這兩名屍體埋在附近。
1942年4月14日，我配屬在潞安陸軍醫院（乙第一八三七部隊）內，擔任傳染病和病理實驗兩室軍醫中尉的職務，上級命令我到太原出差，在太原市小東門街第一軍工程隊（俘虜收容所）裡面，遵照第一軍軍醫部長、軍醫少將兵頭周吉及太原陸軍醫院院長、軍醫中佐佐藤某的命令，將山西省內的各陸軍醫院和野戰醫院的軍醫人員集中起來約30名，對4名俘虜進行活體手術演習。我對其中1名做了右上肩膀切斷術。在切斷的時候，有關切斷術的問題，如拿切斷刀的方式，神經血管的處理法，切斷了以後對骨頭的處理法等得到兵頭周吉和其他參加演習的外科軍醫們的指教糾正。之後，屍體就那樣扔在一邊，後經太原陸軍醫院的衛生兵對殘亂屍體作了處理。
1942年8月底我在山西省潞安城內西北隅潞安陸軍醫院傳染室兼病理試驗室作為軍醫中尉而服務時，在醫院的解剖室裡，把從潞安城內東南角步兵第二二三聯隊隊部押來的兩名俘虜，按院長、軍醫中佐西村慶次的命令，集合全院軍醫和第三十六師團的軍醫幾十名，又進行了殺害性的活體手術練習。為了學會在野戰時對喉頭損傷的病患者如何處理，我對其中一名，用野戰氣管切開器將其氣管割開作了練習。另一名即用哥羅芳麻醉劑注射到活體的靜脈內，觀察和試驗這種藥品的作用，如何使其窒息致死。之後，把這兩具屍體埋在解剖室的東側。
1943年3月底，我在上述潞安醫院任教育主任兼傳染病室、病理試驗室中尉軍醫的職務時，還是在潞安城內東南角步兵第二二三聯隊的隊部又押來俘虜2名。這一次院長換為少佐軍醫酒井滿，按照他的命令，召集了全院的軍醫還有第三十六師團的軍醫十幾名，又作了殺害活人的手術演習。我對其中一名和以前一樣施行了割開氣管術的練習，對另一名則讓給軍醫助手作了摘除睪丸的手術。完了後把屍體埋在解剖室的東邊假山旁。
1944年1月上旬，我在上述潞安陸軍醫院擔任庶務科長兼內科病室中尉軍醫時，院長少佐軍醫酒井滿，決定進行醫術業務教育，命我制定關於配屬在醫院的軍醫和配屬在部隊的軍醫教育計劃。當時把活體手術演習也包括在內。我提出的計劃是：一年六回，一回兩名。1944年度的潞安醫院教育班的教育（院長擔任教育班長），對醫院和所在地的軍醫進行定期教育，就是根據以上計劃執行的。關於活體手術演習，因部隊的轉移、作戰及外科主任軍醫參加作戰等，沒有完全按預定計劃執行。如下所述，在一年間只進行兩回，共四名（其中一名沒有施行手術，用刀砍了）。1944年4月初，我在上述潞安陸軍醫院任庶務科兼內科室中尉軍醫時，接受院長少佐軍醫酒井滿的命令，從潞安城內東南角獨立步兵第二四五大隊（疊第一四七六部隊）隊部，經與該隊部大尉軍醫（高階軍醫）松崗豬一郎預先聯絡，押送來兩名俘虜，充為本院軍醫及獨立步兵第十四旅團配屬的十幾名軍醫進行手術練習的物件。我為了練習摘取眼球手術，讓軍醫做助手，做了練習。對另一名俘虜，為了給配屬在部隊裡的新任軍醫傳授野戰氣管割開器的使用法，進行了氣管切開術的表演。演習結束後，命衛生兵埋在解剖室的東面假山旁。1944年9月下旬，我在潞安軍醫院任庶務科長兼內科室中尉軍醫職務時，按照院長中佐軍醫的命令，經預先與大尉松岡聯絡妥，將上述部隊送來的兩名俘虜中的一名，做為手術演習物件，有十名左右軍曹觀摩學習。把另一名提供給院長酒井滿，被砍了頭。在手術演習中，我向同夥傳授大腿切斷術，研究綁止血繃帶防止過鬆過緊的種種要領。事後我命令衛生兵把2具屍體埋在解剖室的東側。
1944年12月底，我在潞安陸軍醫院擔任庶務科長兼內科病室中尉軍醫時，院長中佐軍醫酒井滿，命令我再次擬定1945年度的潞安軍醫教育班的教育計劃。關於用活人身體作練習手術，預定計劃，還是一年六次，每次兩名。因為戰爭情況逐漸不利，在山西境內的戰鬥人員士氣非常不振，因此，更考慮到應堅決實行下去，以增強軍醫在前線的救急手術能力，和提高戰鬥士氣。這樣，1945年的活體手術演習，也就按以上計劃進行。到4月底，派我到運城出差以前，隔一個月進行一次。如1945年1月底，院長酒井滿命令我把獨立步兵第二四五大隊隊部衛生兵押送來的一名俘虜，提供給醫院解剖室軍醫及獨立步兵第十四旅團軍醫約十名作為活體手術演習的物件。我自己就是在麻醉組裡乾的。演習手術後，院長酒井滿命令衛生班長幫助把屍體的頭蓋骨切開，取出腦子，再把表層上的腦皮質剝取下來，再把這皮質切剁十分細碎以後，把院長交給的有酒精味的、能裝500克，而已盛有一半**東西的瓶子開啟，把腦皮裝進去，第二天即交給潞安城內東面電信九聯隊第三中隊（乙三五〇六部隊宇野隊）派來的衛生兵拿去。這是酒井滿受託於太原電話第九聯隊（乙第三五〇六部隊）隊長陸軍大佐杉野俊三郎之命，讓我乾的。杉野是準備贈送給日本製藥公司再行研製以後，當作製藥材料用的。這一具屍體即命衛生兵埋在解剖室東邊假山旁。
1945年3月中旬，我在山西省潞安城內西北隅第一軍第一九四兵站醫院（北支那派遣乙等第一八三七部隊，舊稱潞安陸軍醫院）任庶務科長兼內科室中尉軍醫職務時，受院長、中佐軍醫酒井滿的命令，經與上述獨立步兵第二四五大隊隊部大尉軍醫松岡聯絡，收押了該隊衛生兵送來抓捕的兩名老百姓，提供給配屬在醫院的軍醫和第十四旅團的約十名軍醫，作為在解剖室裡進行手術演習物件。我對其中一名做了割開氣管術的練習。另一名則由我的同夥，把他做為教授軍醫助手的手術練習。演習完了後，跟前次同樣找衛生兵班長幫助，把這兩人的腦子掏出來，又把該腦皮剝取下來，用乳磁缽研得稀爛，與前回同樣裝進8個瓶裡。數日後，有潞安電信九聯隊第三中隊的看護兵班長拿去了。這二具屍體命令衛生兵埋在解剖室東面假山旁。
潞安陸軍醫院為本院和駐山西省潞安的三十六師團的軍醫舉辦了一個叫做“潞安軍醫教育班”的研究會，研究戰爭醫學。為了提高青年軍醫的手術水平，每年都進行四五次以俘虜為材料的活體解剖。我剛來到軍隊不久，於1942年3月下旬，作為該醫院傳染病病房的軍醫中尉，第一次參加了活體解剖。這次暴行是在位於醫院內運動場一角的解剖室裡進行的。在這裡還排列著露天火葬場和靈堂，附近一帶已埋滿透過解剖而殺害的屍體，幾乎再也沒有挖新坑的餘地了。不時地可以看到，野犬將泥土撓開，在咬食屍體。
這一天下午，我們醫院和三十六師團的軍醫約二十五六個人，在醫院院長西村軍醫中佐的指導下，將從潞安城內三十六師團二二三聯隊隊部帶來的兩名俘虜，作了活體解剖。這兩個人年紀都在三十歲左右。當他們發現面前的手術檯，上面排列著手術刀、剪刀、還有鉤形的穿刺器和鋸骨頭的鋸子時，便知道從現在開始將要被一刀一刀地割成碎塊。對於日本軍的這一滅絕人性的暴行，內心裡充滿了憤怒和仇恨，他們毫不畏懼地目不轉睛地瞪著我們。
我向一個比我先來醫院的軍醫問道：“幹過什麼事情的俘虜才要殺死呢？”他答道：“你說什麼呀？八路即便被俘虜了，也不會聽從擺佈的，所以要全部殺光！”他似乎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過了一會，兩名俘虜被解開了繩子，剝光了衣服，又綁到手術檯上。直到這時，他們仍然出人意料地鎮定自若，也可能是決心顯示中國人至死不屈的鬥爭意志吧！“打上麻藥，一點不痛！”護士就像平時做手術似地說。又用熟練的動作蒙上了他們的眼睛。這樣做是為了不使軍醫在手術過程中與他們的目光相遇而感到畏懼；注射麻藥也並不是為了減輕他們被宰割的痛苦，而是怕他們在手術時扭動身體。
令人毛髮悚立的殺人手術開始了。軍醫們閃著異樣的目光，站在手術檯周圍。外科主任音羽軍醫向部隊的青年軍醫們講授腰椎麻醉的作法。“什麼？還要面板消毒？總之要殺死，有必要嗎？哈哈哈哈！用力刺進去就是了！”
麻藥剛剛注射進去，就開始切盲腸。“啊——！”俘虜一陣陣地叫喊，並挺直身體。但因被綁住，所以只能擺動手腳，扭動身體。音羽無情地用手術刀切開腹部，俘虜拼命地忍受著痛苦，高亢的絕叫聲迴響在狹小的手術室中。“啊！討厭的傢伙！麻藥還不起作用嗎？湯淺君！你給他作全身麻醉！”使用對待狗或貓的語氣，音羽沒有絲毫憐憫的表情。我想，這可是試驗麻藥效果的好機會，於是將大量的乙醚滴在吸入器上，然後放在俘虜的嘴上。俘虜呼吸三四次之後，只見臉色變得蒼白，一面“哈、哈”地喘著，一面痛苦地左右擺動頭部，企圖擺脫掉吸入器。但是，我用力地將吸入器按住，乙醚被吸入，不久，便開始用肩部呼吸，陷入昏睡狀態了。
“用了那麼多的乙醚，也不會立即窒息而死的呀！”站在一旁看著的一名軍醫，帶有幾分讚美語氣，毫不動心地對小聲說著。突然，“如果死了，手術就沒意思了！啊哈哈！”音羽一陣大笑。手術重新開始了。音羽同另一名軍醫拿起手術刀刺入下腹部，“哧”地一下鮮血噴湧出來，鮮紅的血，是動脈出血！被麻醉到死亡邊緣的俘虜幾乎已經沒有意識了，但由於痛苦而滿臉冷汗，下顎在“喀噠、喀噠”地打戰，斷續發出的呻吟聲十分刺耳。腹部被開了一個大洞，取出腸子，用剪刀切掉盲腸。痛得一動不能動的俘虜，只是在痛苦地喘著氣。軍醫們都若無其事的樣子，又將臍部以下切開，開始練習腸縫合的手術。
在另一張手術檯上，西村向年輕的軍醫們講授截斷左臂的方法。由於難忍的痛苦，俘虜掙扎著，咬緊牙關，一陣陣發出“咕——咕——”的呻吟聲。當用鋸鋸骨頭時，似乎全身感到被刀刺的疼痛，由於發射作用，手臂在**著。當大血管被切斷時，鮮血咕嘟咕嘟地流出來。瀕臨死亡的俘虜急促地喘著氣，蒼白的臉上出滿了粘汗。面對著這一悽慘的光景，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更加大膽了，手握著彎成鉤狀的氣管切開器，對準微微動著的喉頭刺進去。由於面板是柔軟的，用不上勁，刺不進去。俘虜痛得形相大變，發出低沉的叫聲，頭在左右擺動著。“用力！不管是食道還是什麼，只管往裡刺！”在西村的鼓勵下，我用盡全力一刺，“噗哧”地一聲刺穿了。隨著呼吸噴出了血沫，臉上已完全失去了血色，呼吸困難，只有鼻翅在急促地翕動著。由於喉頭被開啟一個洞，連苦悶的呻吟聲也發不出來了。
就是這樣，在大約兩小時的時間裡，練習了腸縫合、切盲腸、截肢和氣管切開等手術後，部隊的軍醫們回去了。這時已近黃昏時分，解剖室的水泥地面上灑滿了鮮血，室內一片死寂，只是聽到俘虜時斷時續的呼吸聲。我想到要進行最後一項試驗，把麻醉乙醚吸入注射器，注射到肘部已變得很細的血管中去，當時連續發出兩三次咳嗽聲，呼吸停止的同時，臉色一下變得蒼白。
另一個奄奄一息的俘虜，西村剛才就給他往心臟裡注射空氣。採取如此殘暴的行為，他似乎感到還不滿足，“光是注射空氣，還輕易不死呢！哈哈！”他發出一陣嘲笑聲，停下手來，我想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向衛生兵顯示一下我的膽量，於是便約音羽，兩個人用帶子把俘虜勒死了。
我在潞安的三年裡，就是這樣，透過活體解剖慘殺了18名俘虜和和平居民。有時是擇出眼球或睪丸；還有一次，受原電信九聯隊聯隊長的委託，為了給日本的製藥會社寄去注射藥，而取出了人腦。我就是透過這些手段來提高自己的手術水平，從而更好地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服務，向衛生兵顯示自己的膽量，藉以制服他，進而達到任意驅使的目的。
林茂美，曾任日軍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檢查助手及書記。
防疫給水班在河中散佈霍亂菌，再把河堤決開，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
1942年12月，我由四十一大隊轉到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任檢查助手及書記，階級是衛生曹長。防疫給水班有上尉班長1名，班副1名，下士官2名，衛生兵25名，共29名。防疫給水班內設事務室、藥室、水質檢查室、細菌室、培養器製造室。
防疫給水班表面上是防疫和檢查水質，實際上是培養和散佈細菌來殺害中國抗日軍及和平居民。我在細菌室擔任化驗和培養細菌的任務。我們培養的細菌主要是霍亂菌、傷寒菌、赤痢菌、結核菌等，有時還培養流行性腦膜炎菌。培養細菌時，是把原菌和細菌培養基裝入孵卵器內，溫度37℃，霍亂菌經過24小時即可培養成功。我在防疫給水班時，共培養80玻璃管，計霍亂菌30管、結核菌10管、赤痢菌10管、傷寒菌30管，另外還培養了腦膜炎菌5管、流行時疹菌5管。
我上邊所談的原菌是從山東濟南同仁會防疫所拿來的。每玻璃管能容納細菌1-2cc。它的殺傷力，拿霍亂菌來說，每一玻璃管細菌能殺害100人左右。山東濟南同仁會防疫所表面是慈善衛生救濟機關，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以它為幌子來侵略中國的機關。
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由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領導。石井部隊是關東軍細菌部隊，與我們沒有直接關係。與石井細菌部隊同樣的細菌部隊設在北京，叫華北防疫給水部，屬於華北派遣軍司令部，管下各軍叫給水支部，師的叫給水班。師團長為了保守祕密，曾下過命令，不讓暴露給水班的名稱，對外叫三五〇岡田部隊。
1937年12月到1938年5月，我在日本福岡久留米陸軍醫院受衛生下士官教育，學習過細菌的培養和保管。1940年12月在三十二師團野戰醫院學習一個月，內有一個科目是關於細菌方面的。1943年6月，到北京防疫給水部（設在協和醫院內）學習一個星期。
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於1943年8至9月間，在山東省館陶、南館陶、臨清等地散佈過一次霍亂菌。當時散佈在衛河，再把河堤決開，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我參加了這次散佈。細菌是由我交給四十四大隊軍醫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佈的。散佈細菌以後，僅我們所在地區我所知道的，就有25291名和平居民死亡。總的傷亡數字我不知道，因為當時是非常祕密的。這次散佈細菌的目的是要大量殺害中國抗日軍和和平居民，並試驗霍亂菌的效力，以便準備對蘇作戰時使用。
1943年2月，山東省泰安縣發生天花，當時給水班派了3個人去，給兩名患天花的注射了傷寒菌，兩天以後這兩名被注射的婦女都死了。另外，為了檢驗細菌，於1943年7月，到泰安縣小學校，強制從30名小學生及20名和平居民耳朵上，每人抽了約2克的血。又於同年8月，侵入泰安縣萬德村，進行檢查大便試驗，指揮部下侵入各戶，不論男女，強制將便管插入肛門，進行直接採便。被強制採便的約300名。
長島勤，日本埼玉縣人，曾任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部員。1942年任日本陸軍第五十九師團第五十四旅團長。後兼任濟南防衛司令官。1945年8月在朝鮮被蘇軍逮捕。
林茂美檢舉長島勤 關於1943年9月日軍發動霍亂細菌戰的證言
一、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準備霍亂作戰的罪行：
1943年1月第十二軍軍醫部部長、軍醫大佐川島清（細菌戰犯）對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進行了約4小時的巡視檢察。檢查內容包括衛生檔案、防疫給水班現有的細菌檢驗能力，以及器材和培養器的配備等。我（曹長）接受了這次檢查。事後，第五十九師團長、中將細川忠康命令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部長、中佐鈴木敏夫和師團防疫給水班班長岡田春樹，在1943年8月以前做好下列準備，我（曹長）參與執行此項命令。
1.對衛生下士官進行霍亂細菌戰訓練
1943年2月，山東省泰安師團司令部防疫給水班，奉第五十九師團長細川忠康的命令（訓練負責人為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部長鈴木敏夫，教官為防疫給水班班長岡田春樹），對師團所屬21名衛生下士官進行了為期7天（每天7小時）的訓練。內容有霍亂、傷寒、赤痢、斑疹傷寒等科目，還有細菌檢查法，主要是霍亂菌檢查法等五種檢查法，以及細菌培養基的製作、滅菌消毒法、培養霍亂菌的蛋白質水溶液的製作法和顯微鏡檢查法等實習課。我（曹長）作為助教參與了這次訓練。
1943年4月根據山東省泰安第五十九師團長細川忠康的命令（訓練負責人為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部長鈴木敏夫，教官為師團防疫給水班班長岡田春樹），在第五十九師團司令部，我（曹長）曾對師團所屬20名衛生下士官進行了為期一天（8小時）的訓練。內容有九八式衛生濾水機的使用和分解方法、被細菌汙染作戰地帶的給水法、淨水劑的用法等。其中講課和實習各佔一半。
2.時段防疫給水部為細菌戰進行的準備工作
（1）在衛生材料方面，申請將細菌戰必備的檢驗用試管，從現在的1000個增加到2000個；玻璃皿從1000個增加到2000個（試管每人一個，玻璃皿可以兩人用一個進行檢驗）；培養細菌和製作培養基所需試劑，從現有數量基礎上再增加一倍。以上衛生材料均從師團軍醫部領回。申請增加的理由是佯稱夏季即將來臨，將進入霍亂流行期，需要作好準備。我（曹長）命令岡田上等兵進行準備。在6、7、8、9月，經常備齊五捆“緊急霍亂檢驗材料”，以便一旦接到命令，便可立即攜帶材料，參加霍亂細菌戰。
（2）在上述期間，我（曹長）奉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班長、中尉岡田春樹之命，以時值霍亂流行季節，衛生兵有必要增員為理由，將衛生兵由原有的15名增加至20名。在師團防疫給水班，我對上述衛生兵進行了實地訓練，以備投入霍亂作戰。
（3）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部長、中佐鈴木敏夫和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班長、中尉岡田春樹命令：“霍亂流行期即將到來，要特別作好準備，防止人們對霍亂檢驗的反感。”軍醫部長鈴木敏夫還下達公文，指示所屬各大隊：“鑑於即將進入霍亂流行期，應注意軍內衛生和中國人民出現霍亂的情況。一旦發現霍亂疑似患者，應立即報告。”
（4）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中佐鈴木敏夫向師團所屬各大隊發出檔案（時間為1943年七八月間），命令：“即將進入霍亂流行期，師團必須全面進行霍亂預防接種，尤其注意切勿出現遺漏。預防接種完畢後，須將情況報告給師團軍醫部長。”師團軍醫部衛生材料負責人、藥劑少尉澤內向師團所屬各單位分佈了預防接種液。
（5）1943年8月初，盤踞在山東省泰安縣時，第五十九師團長、中將細川忠康下令：“在泰安縣萬德發現霍亂疑似患者，師團防疫給水班長立即對該部落進行霍亂檢驗。”當日，以岡田中尉為首的15人做好霍亂驗便和消毒的準備，侵入萬德村。我（曹長）指揮衛生兵逐戶闖入，對錶面上完全無可疑之處的中國人民進行強制驗便。將全村人集中到一處，對300名男女農民進行直接驗便。當日由師團防疫給水班檢驗霍亂菌，結果全部是陰性，未發現霍亂菌。實際上這是奴役中國人民，為發動9月的霍亂細菌戰進行的一次準備演習。
二、1943年9月中旬的霍亂作戰（代號“方面軍十二軍十八秋魯西作戰”）
1.作戰目的：（1）大量殺戮中國人民；（2）派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在撒佈霍亂菌的山東省魯西地區一帶行動，進行在霍亂菌撒佈地區行動可能性的抵制試驗。同時也是一次偵查中國人民被殺戮情況的作戰行動。
2.1943年9月陰謀策劃並實行霍亂細菌戰的上層分子如下：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大將岡村寧次，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長、軍醫中將石井四郎，華北防疫給水部長、軍醫少將西村某，華北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長（姓名忘
記），第十二軍司令官、中將喜多誠一，第十二軍軍醫部長、軍醫大佐川島清細菌戰犯，第五十九師團參謀長、大佐江田稔，第五十三旅團長、少將田坂八十八，第五十四旅團長、少將長島勤，第五十九師團高階副官、中佐廣瀨三郎，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中佐鈴木敏夫，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員、大尉增田孝，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員、師團防疫給水班長、中尉岡田春樹（醫學博士，細菌學權威）。
3.參加霍亂細菌戰的兵力：第五十九師團司令部在山東省泰安縣泰安指揮此次作戰。參加作戰的有第五十三旅團司令部120人、獨立步兵四十一大隊300人、獨立步兵四十二大隊600人、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500人、獨立步兵一〇九大隊600人、獨立步兵一一〇大隊500人、獨立步兵一一一大隊350人、師團工兵25人、華北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15人、師團防疫給水班10人，共計3020人。此外，還有第三十二師團的一部，第十二軍防疫給水部、第十二軍直轄汽車聯隊、野戰重炮聯隊的一部，蒙疆坦克部隊、航空部隊的一部，保定陸軍醫院的一部，是一次大規模的作戰行動。
4.作戰行動地區：在山東省魯西地區行動，進行侵略。包括陽穀縣、莘縣、堂邑縣、範縣、朝城縣、濮縣、觀城縣、東昌縣、臨清縣、夏津縣和館陶縣附近一帶。
5.作戰期間：自1943年9月中旬開始，至1943年10月末結束作戰。
6.作戰準備及其行動情況：
1943年9月上旬，第五十九師團長細川忠康命師團情報班長中尉吉信雅之、伍長巖切辰哉二人，透過盤踞在山東省臨清地區的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大隊長、中佐廣瀨利善）本部，和五十九師團情報諜報機關，調查魯西地區一帶八路軍的有生力量，然後報告給師團長細川忠康。
第五十四旅團長、少將長島勤在行動前，於9月中旬，向集結在山東省濟南原日本軍隊醫院舊址的獨立步兵一一一大隊官兵發表如下訓示：“一一一大隊是全旅團紀律最嚴明的大隊，在此次作戰中以坂本支隊的代號行動。為完成重要的任務，在大隊長率領下，要嚴守紀律、不染疾病。如有違反紀律者，必將嚴加處罰。”然後又命令軍官集合，具體下達指示和命令（大友甚市揭發）。
第五十九師團工兵隊山下守邦少尉指揮的一個小隊，在山東爽臨清至南館陶間調查衛河的水深、流量、河寬和地質等情況，製成此次作戰所需要的兵要地誌（齊藤銀松揭發）。
第五十九師團長細川忠康命令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長、中佐廣瀨利善決開衛河河堤。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少尉小島隆雄奉大隊長廣瀨利善之命，同其他六人，在距臨清縣城500米一座橋的50米上流處，將衛河決口，將河水引向臨清西北武清縣及河北省方向，使八路軍及該地區的中國人民蒙受極大災害。此次受害的中國人約達10萬人。衛河決口時間為1943年9月上旬（小島隆雄揭發）。
1943年9月15日獨立步兵一一一大隊（大隊長、中佐坂本嘉四郎）奉第五十四旅團長、少將長島勤的命令，將坂本大隊長為首的350人組成坂本甲支隊，全體接受預防接種和有關霍亂的訓練，經常實行預防藥品的使用法和餐具消毒法的教育，強調必須嚴守規定，有違犯者，不僅個人受罰，還要株及負責人。
從9月15日至18日三天內，坂本支隊以山東省濟南市原日本軍隊醫院舊址為根據地，夜間乘汽車開始行動，渡舊黃河，到達陽穀。白天乘汽車，夜間徒步行軍，侵入中國人村莊，軍防疫給水班透過該支隊調查中國人因霍亂受害的情況，並向該支隊供水。三天後返回濟南，進行驗便，實施在霍亂流行地區行動後的抵制試驗，就地隔離一週。9月25日夜，再次按上述編制開始夜間侵略行動。從濟南出發，經陽穀，在莘縣、堂邑、朝城、濮縣等地，夜間沿距公路20公里處的村莊行動，白天乘汽車行動。9月30日左右，達到山東省範縣黃河第二堤防以北的村莊，在該村莊，大隊長下達命令：“範縣的這一帶附近是霍亂的發源地，要嚴格消毒，一切飲料水必須按防疫給水部的指示飲用。”第十二軍防疫給水部隸屬坂本甲支隊，用汽車裝載九八式衛生濾水機，在軍內實行過濾供水。在行動過程中，由軍醫調查中國人感染霍亂的情況，對村民實行強制驗便。坂本甲支隊就9月25日以後的行動下達如下命令：“不經許可禁止掠奪食品和飲用水。發現霍亂者時立即報告軍醫和軍官，按其指示採取措施。另外，在村莊宿營時，每戶房屋都須經軍醫和軍官的批准方可住進，嚴禁在發生霍亂患者的房屋內宿營。”9月30日在聊城縣東昌集結，接受第十二軍防疫給水部的驗便和檢查。在結束行動地區的抵制試驗後，從10月上旬為了對莘縣、範縣、濮縣、觀城、大名一帶的八路軍發起攻擊和掠奪糧食而開始作戰。結果，掠奪糧草2000噸以上，集結在山東省濟南貨場內。10月14日霍亂細菌戰的全部作戰宣告結束（證人：大友甚市）。
1943年9月中旬，以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長、中佐廣瀨利善為首的500人，從駐地臨清出發，在東昌、梁水鎮一帶進行侵略行動。在梁水鎮進攻國民黨軍隊（約200人），打死50人。在梁水鎮附近有大批中國人的霍亂患者和死者。小島隆男曾親眼看到40名中國人的中年男女因患霍亂而死亡。宮本親眼目睹一35歲的男性中國農民因霍亂死去。小島隆男曾經直接聽到中國農民說，梁水鎮附近有許多中國人感染了霍亂，並因此而死去。在堂邑、館陶、臨清各縣侵略過程中，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軍醫柿添中尉在此次霍亂細菌抵制試驗中，總是走在部隊的前面，瞭解各村霍亂的傳染情況。他曾說：“所有的村子都有霍亂病人和死者，找不到可以宿營的地方。”由此可見，這附近一帶幾乎全部成為霍亂細菌戰的犧牲品了。山東省臨清縣臨清留守部隊的矢崎賢三聽到一名中國農民說：“有30名中國人患霍亂。”在此次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的細菌抵制試驗，和中國人受害情況調查的侵略行動中，大隊自身攜帶九八式衛生濾水機丙、丁、戊，用以供水。在霍亂髮生地區嚴禁吃生的食物和飲用生水，每人攜帶淨水液和雜酚油一瓶參加行動。在臨清、聊城、堂邑、冠縣附近活動一週後，返回臨清第四十四大隊駐地，師團防疫給水班和華北防疫給水部為了進行在撒佈霍亂地區行動後的抵制試驗，對全體參加行動的人員進行了驗便（證人：在押的小島隆男、宮本升、矢崎賢三）。
三、在山東省臨清縣的臨清和館陶縣進行霍亂抵制試驗的罪行：
1943年9月14日，第五十九師團長、中將細川忠康在山東省泰安縣第五十九師團司令部，向我（曹長）下達了第五十九師團作戰命令，命令指出：“在第五十九師團警備地區內發現疑似霍亂患者，師團為採取防疫對策，師團防疫給水班向當地派出衛生下士官等5人進行防疫和調查。同時，華北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也將派出檢查班，望與之合作。有關細節問題由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下達指示。”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中佐鈴木敏夫指示：“到臨清後，首先調查初發患者及其發病原因。在濟南同濟南防疫給水支部派出的黑川軍醫中尉等15人會合，共同合作，損失查明初發患者的病源。”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長、中尉岡田遵樹命令我，攜帶驗便用的採便管500支、消毒器一個，以及其他霍亂檢查所需材料。他說：“首先在濟南同濟南防疫給水支部的黑川中尉取得聯絡，到達臨清後，損失對霍亂疑似患者驗便，調查原因，確診為初發患者後立即報告師團長。”我（曹長）於9月15日率領四名衛生兵，按上述命令攜帶衛生材料，從泰安出發。在濟南，動防疫給水濟南支部的黑川檢查班一行15人會合。到達臨清四十四大隊駐地，我（曹長）等五人為了在發現初發霍亂患者的南館陶進行驗便和調查，又向南館陶進發，途中在館陶發現初發患者已被送至該地，立即驗便，由我等五人和另外一個分隊將其送至臨清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駐地（患者為日本軍某一等兵、密碼員）。經黑川檢查班檢驗結果，於1943年9月17日9時確定為霍亂陽性。我（曹長）將已確定軍內發現真性霍亂初發患者的情況用電報報告給師團長中將細川忠康。此後的十天內，我們一直留在獨立四十四大隊隊部，對該大隊全體人員進行驗便。黑川檢查班檢查霍亂菌。自9月17日確定發生真性霍亂後，南館陶、館陶和臨清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內陸續發現霍亂患者，達200名（死亡1至3名），全部由第五十九師團野戰醫院臨清患者療養所收容治療。在此期間，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進行了徹底的細菌抵制試驗。第五十三旅團長、少將田坂八十八、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軍醫中佐鈴木敏夫把這次疫情說成是自然發生的，藉以欺騙士兵。9月中旬他們又在臨清四十四大隊本部，用兩天的時間，巡視了各中隊的伙房、馬廄、廁所等，對霍亂細菌抵制試驗進行直接指導。同時，還在第五十九師團野戰醫院臨清患者療養所，對入院患者進行了直接調查。調查內容包括何時何地患病，何時接受預防接種，共幾次，目前病狀如何，以前有無傳染病史等，對照患者和病床日記一一進行調查。我（曹長）對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隊部全體人員進行三次驗便，十天後將全部工作移交給黑川檢查班，率四名衛生兵返回泰安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駐地。
1943年9月下旬在山東省泰安縣泰安，第五十九師團長、中將細川忠康命令師團防疫給水班班長、中尉岡田春樹：“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組成檢查班，對‘方面軍十二軍十八秋魯西作戰’的參加人員進行驗便，在臨清對作戰透過部隊進行徹底的霍亂檢查。”根據上述命令，師團防疫給水班班長、中尉岡田春樹等15人（包括我個人）攜帶全部霍亂菌檢查材料赴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駐地。我（曹長）直接奉岡田中尉的命令，指揮13名衛生兵，對“方面軍十二軍十八秋魯西作戰”的部分參加人員共3000名進行了直接採便，採用以採便袋各人採便的方法檢查霍亂菌。約以5天的時間，進行了霍亂作戰參加人員的霍亂抵制試驗。結果發現約有10人是霍亂菌陽性，全部收容到臨清患者療養所。
1943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在山東省泰安縣泰安第五十九師團司令部，第五十九師團長、中將細川忠康命令，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中佐鈴木敏夫，和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班長、中尉岡田春樹，前往山東省臨清縣臨清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駐地，利用兩天時間，對該大隊300名士兵和軍官進行3個小時的訓練。鈴木軍醫部長以《關於凶猛的傳染病——霍亂》為題，進行了一個小時的講話。他強調霍亂是一種極為凶猛而且死亡率極高的傳染病；為了消滅這種傳染病，必須嚴守紀律，接受預防接種。在講話中他完全隱瞞了這次霍亂菌抵制試驗的真相。講話後，防疫給水班班長、中尉岡田春樹利用兩個小時講授了九八式衛生濾水機的使用方法和效能，以及淨水液和淨水片的使用方法。我（曹長）作為岡田的助手準備講課用器材，做九八式衛生濾水機和淨水液（片）的效能試驗（將汙水過濾成清水，演示淨水液的殺菌力等）。（證人：在押的七○八號小島隆男）
1943年9月下旬，第五十九師團長、中將細川忠康在山東省泰安縣第五十九師團司令部，作為直接指導霍亂作戰的機構，在第五十九師團司令部內設“防疫本部”，以指導霍亂作戰。
1.任務：表面上聲稱是“對師團內猖獗已極的霍亂採取正確的對策，進行切實的指導，以期迅速撲滅”。然而，實質上是瞭解在撒佈霍亂菌後，中國人民被殺害的情況，指導在霍亂作戰中利用霍亂菌進行的侵略活動，以及指揮在霍亂菌撒佈地區所進行的抵制試驗，是一個罪大惡極的機構。
2.期限及編制情況：從1943年9月20日開始約一個月。主要成員：有防疫本部長第五十九師團參謀長、大佐江田稔，部員第五十九師團高階副官、中佐廣瀨三郎，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中佐鈴木敏夫，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員、大尉增田孝，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班長岡田春樹，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勤務、衛生材料負責人澤內藥劑少尉。此外還有第五十九師團經理部軍官一名。第五十九師團野戰醫院衛生伍長片桐濟三郎和葛西伍長作為防疫本部的聯絡下士官，奉防疫本部命令，於9月中下旬從泰安出發，分別前往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駐地臨清和東昌，蒐集兩地霍亂髮生情況（包括中國人和軍內），然後，用電報向第五十九師團長、中將細川忠康報告。約於10月8日聯絡下士官片桐及葛西兩伍長奉第五十九師團團長、中將細川忠康之命返回第五十九師團野戰醫院（證人：在押的四〇三號片桐濟南三郎）。
四、因撒佈霍亂細菌中國人受害情況：
1943年9月20日前後，在山東省臨清縣臨清第四十四大隊駐地，在為該大隊隊員做霍亂抵制試驗而進行採便時，第五十九師團長、中將細川忠康命令我（曹長）前去調查霍亂初發地南館陶駐地及其附近的中國居民情況。於是，我帶領防疫給水班的三名衛生兵和另一小隊赴軍內最早發現患者的南館陶，侵入10戶居民家檢查，發現有20名中年男女受害，上吐下瀉、嚴重脫水，完全呈現霍亂症狀，其狀慘不忍睹。得不到任何治療的這些中國人無疑將全部死去。在該地，我（曹長）對疑似霍亂患者進行了直接採便，並從吐瀉物中取出十件可檢物，當日返回臨清駐地，經黑川檢查班檢驗結果，證明全部為霍亂陽性菌。
1943年9月下旬，在山東省臨清縣臨清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我（曹長）等五人為大隊官兵的霍亂菌感染率試驗而進行驗便時，奉師團長、中將細川忠康的命令，侵入臨清駐地周圍中國人住宅，調查中國人患霍亂的情況。對20戶居民調查的結果，發現了中國的中年男女30名霍亂患者。這些病人排出米湯樣的糞便，劇烈嘔吐，身體極度衰弱，骨瘦如柴，十分痛苦。中國人生活困難，衣食無著，更談不到支付醫藥費。他們對於傳染力極強又難以預防的霍亂毫無抵抗力。可以肯定這些患者必將全部死於抵制試驗。
1943年9月中旬，在山東省臨清縣臨清駐地，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長、中佐廣瀨利善組織五百人發動霍亂作戰。在梁水鎮附近，小島隆男（在押七〇八號）曾親眼目睹四十名中國人中年男女死於霍亂。他還直接聽到有人講，在梁水鎮附近的所有村莊都有很多中國人患霍亂或因霍亂死去。宮本升（在押九五〇號）在聊城縣梁水鎮附近行動中，曾親眼見到一35、6歲男性中國人因霍亂死去。矢崎賢三（在押九一四號）在臨清附近聽說，村子裡有30名中國人感染了霍亂。在此次作戰行動中，在冠縣、堂邑縣和聊城行動時，四十四大隊隊部軍醫柿添中尉總是走在部隊的先頭，瞭解霍亂的發生和中國人受害的情況，向大隊長、中佐廣瀨利善報告。據柿添軍醫中尉說：“這一帶地區無論走到哪個村子都在流行霍亂，連宿營的地方都找不到。”這就足以證明中國人受害人數之多了（證人：在押的七〇八號小島隆男、九一四號矢崎賢三）。
1943年9月下旬，武一文（在押的七九六號），在山東省臨清縣臨清附近，參加第五十九師團工兵隊山下少尉指揮的小隊進行霍亂作戰時，在臨清城內曾目睹一中國農民約55歲左右患霍亂，瘦弱不堪，後來死去。
1943年9月中旬，在山東省高村駐地（參加霍亂作戰前夕），宮本升（在押九五〇號）曾在駐地附近目睹五名偽軍因霍亂死去。
……據柿添軍醫中尉所說，和矢崎賢三聽到的，中國人的實際受害者人數還多，這裡所供述的僅是其中的一部分。
五、關於霍亂停止發生的報告：
1943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在山東省泰安縣泰安第五十九師團司令部軍醫部，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中佐鈴木敏夫命令我（防疫給水班曹長）和師團軍醫部衛生曹長丸九山正庫負責謄清《關於霍亂停止發生的報告》。這份報告是由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中佐鈴木敏夫，軍醫部部員、大尉增田孝和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班長、中尉岡田春樹共同起草，又經第五十九師團長細川忠康，第五十九師團參謀長、大佐江田稔和第五十九師團高階副官、中佐廣瀨三郎審查簽署的，約50頁，2萬字。報告完全是一派謊言，將在第五十九師團駐地山東省魯西地區軍隊內所做的抵制試驗，說成是自然發生的霍亂，毫不涉及日本軍撒佈霍亂細菌問題。
……
六、霍亂細菌戰的證據：
1.1943年9月發動霍亂作戰時，曾任地十二軍軍醫部部長的軍醫大佐川島清（戰敗時進級少將）在戰敗後，在蘇聯已供認製造這一陰謀的事實，並因此作為細菌戰犯被逮捕受到處分。曾在伯力二十分所的憲兵大佐立花說：“華北霍亂細菌戰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的，目的是為了屠殺中國人民和準備進攻蘇聯。”（古賀正人在蘇聯聽到的）從1943年初至同年8月，由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所進行的霍亂檢疫準備，證明是在周密的準備和計劃下實行的。
2.1943年6、7月間，第五十九師團長細川忠康命令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鈴木敏夫，向師團所屬各部隊下達檔案，要求在軍內徹底進行霍亂預防接種。軍醫部長透過書面材料和臨清患者療養所的實際情況，在患者中調查接受預防接種和未接受預防接種的人數。這實際是調查霍亂抵制試驗中預防接種的效果。
3.1943年11月上旬在濟南第十二軍軍醫部，就1943年9月魯西地區發生禍亂問題開會討論，會期兩天。與會者有第十二軍的軍醫部長、大佐川島清，部員渥美軍醫中佐，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中佐鈴木敏夫，部員、大尉增田孝，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長、中尉岡田春樹。會後，岡田春樹曾向我簡單的透露了會議內容，主要是就霍亂髮生的原因進行探討。會議認為，一是由於當時在廈門和香港在流行霍亂，從南方傳來此地；其二是因為霍亂菌可以越冬，原來此地就有霍亂菌。這些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矛盾百出，而且是反科學的，說明他們是處心積慮地企圖掩蓋事實真相。
4.自從1943年9月17日，山東省臨清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駐南館陶某一等兵被確診為真性霍亂後，軍內又連續發現真性霍亂。它同透過對南館陶、臨清等地中國人驗便和霍亂菌檢查所發現的100個霍亂陽性患者的細菌完全一致。證明這些中國人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者撒佈細菌而染病死亡的。
5.1943年11月上旬，根據第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鈴木敏夫的直接命令，我（曹長）同軍醫部的丸山軍曹謄清了《關於霍亂停止發生的報告》。其中關於發病的原因作了反科學的分析，出現了沒有原因的結果，其目的就是要隱瞞撒佈霍亂菌的事實。而且這一報告共印40份，呈報上級部隊，送交有關師旅團，以作為霍亂細菌戰的資料。
6.1944年5月，在山東省濟南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辦公室，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班長、中尉岡田春樹曾對我（曹長）說：“日本帝國到了最後關頭，說不定要撒佈細菌。”由於他清楚地瞭解1943年9月霍亂菌抵制試驗的真相，才同我說這番話的。
綜上所述，“方面軍第十二軍十八秋魯西作戰”的本質，不僅是以武器屠殺中國人民的作戰，而且是在屠殺中國人民的同時進行的一次軍隊行動的抵制試驗；是旨在進攻蘇聯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非人道的罪惡行徑。目前在管理所內被關押的當時的上層分子、第五十四旅團長長島勤就是向所屬大隊下達霍亂作戰命令和領導作戰的指揮官。第五十九師團高階副官、中佐廣瀨三郎當時作為師團幕僚之一，曾協助第五十九師團長、中將細川忠康計劃並指揮作戰，也屬上層分子之一，特此檢舉。
鈴木啟久，日本福島縣人，曾任日本關東軍步兵第十二大隊大隊長、第六十七聯隊大佐聯隊長。1941年任步兵第二十七師團少將旅團長兼唐山地區防衛司令官。1944年任日軍第一一七師團長，1945年被俘。
防疫給水班根據我的命令在村莊裡散佈霍亂菌，致100名以上的居民患霍亂病
1942年4月間，師團得到豐潤北山區有數千名八路軍以王官營為中心進行活動的情報後，進行了“豐潤大討伐”。我根據第二十七師團長原田熊吉的命令，指揮第一和第三聯隊參加此次作戰。在討伐中，我曾命令部下“必須殲滅王官營附近的八路軍和徹底破壞八路軍根據地”。第一聯隊在王官營附近包圍了約100名八路軍並進行了攻擊，結果射殺了60名。王官營戰鬥結束後，得到“八路軍在魯家峪附近有祕密陣地”的訊息，第一聯隊迅即趕到該地進行了掃蕩，並向我報告，我命令“要徹底掃蕩”。我還曾親自到現場視察，當時掃蕩戰已基本結束，僅對堅守在一二個洞穴內的八路軍繼續進行攻擊。我在視察擄獲品後，命令田浦聯隊長“要徹底破壞八路軍根據地”。由於我的命令，部下燒燬房屋約800戶，並在魯家峪攻擊洞穴時使用了毒瓦斯，殺害八路軍幹部等100人，又將在魯家峪附近村莊避難的農民慘殺了235人，將其中的孕婦剖腹，**婦女達百名之多。我還命令速將約50名八路軍俘虜和有關者送縣適當處理，部下在送往玉田縣途中，又殺害俘虜5人。
1944年7月，部下二〇五大隊由懷慶調至蘭封途中，在封丘北方約20公里的地方對抗日軍進行了攻擊，打死抗日軍約40名，殺害農民約100名，燒燬一個約有400戶的村莊。同年8月，八十八旅團攻擊懷慶西方山地的抗日軍，打死抗日軍10名，屠殺居民30名，燒燬房屋400戶。9月攻擊葉縣的抗日遊擊隊，燒燬房屋300餘戶。10月攻擊鄭州東北方的抗日遊擊隊。11月，我命令八十七旅團長吉武秀哉，指揮步兵三個大隊和十二軍配屬的一個騎兵連隊及一個防疫給水班，攻擊林縣及浚縣東方地區的八路軍，並命令步兵部隊和騎兵聯隊分別進攻林縣南部和北部地區。步兵部隊在撤出南部地區時，防疫給水班根據我的命令，在三四個村莊裡散佈了霍亂菌。後來我接到軍醫部長長野武治關於“在林縣有100名以上的居民患霍亂病，死亡人數很多”的報告。
防疫給水班是由十二軍配屬於我師團，以後我將它配屬於旅團。散佈細菌是我命令的，我並命令軍醫部協助防疫給水班共同進行。
矢崎賢三，曾在日軍第五十九師團五十三旅團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服役。
我率部下驅使中國農民中的霍亂患者遷往他處逃難，以使霍亂蔓延
1943年9月上旬，在山東省臨清縣、館陶和堂邑等縣，獨立步兵第四十四大隊在大隊長廣瀨利善的指揮下進行五十三旅團作戰，歷時約一週。此次作戰主要是為了進攻上述地區的解放軍和抗日的國民黨軍隊；同時，由於當時日本侵略軍所撒佈的霍亂菌，已經在中國人民和無辜農民中廣泛地蔓延，企圖透過此次作戰，使霍亂病人逃難，混入和平農民中，從而使霍亂進一步蔓延。結果，在下一階段作戰（從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大隊討伐）時期，所有的村莊都發現了霍亂病人。我奉中隊長中野登之命，率部下35人参加了上述討伐，在山東省臨清、館陶、堂邑等縣行動。在堂邑縣某村向抗日國民黨軍隊約100人發動進攻，有12名抗日國民黨軍被槍殺或炸死。同時，還迫使患霍亂的國人逃往他處，從而使霍亂病菌進一步蔓延。
1943年9月中旬至下旬，約以兩週時間，駐山東省魯西地區的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開展霍亂防疫工作。進行了有關防疫對策和在霍亂流行地區討伐的訓練，藉以為下一階段作戰做好準備。
一、軍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黑川軍醫中尉等15人和第五十九師團防疫給水班林曹長等5人，從9月中旬至下旬期間，赴臨清和館陶出差，為大隊全體人員驗便，採取防疫措施。同時，也為中國人驗便，目的是為了調查霍亂髮病和蔓延的情況。
二、五十三旅團長田坂八十八同五十九師團軍醫部長鈴木中佐於九月二十日前後到達臨清，進行防疫視察。同時，鈴木軍醫中佐親自指揮軍隊，將大隊內的糞便運出並埋掉。還召集大隊全體人員講授石井式濾水器和淨水劑的用法，進行有關霍亂病的教育。
三、在這一階段中，除各中隊軍官對士兵進行有關傳染病的教育外，軍醫柿添忍及衛生下士官等還到各中隊進行巡迴教育。
在上述防疫期間內，我曾協助進行防疫給水班的驗便和調查工作。在運出糞便時，曾指揮部下將中隊糞便全部運往隊外加以掩埋；還進行了有關石井式濾水器的使用和霍亂防疫知識的教育，目的是為下一階段作戰進行準備。
獨立步兵四十四大隊從1943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期間，在山東省聊城、堂邑、館陶、臨清及冠縣等地，為進一步使霍亂蔓延而進行討伐，迫使霍亂病人逃往中國人中避難，從而使霍亂進一步擴散，以達到殺害中國人的目的。一方面調查霍亂菌撒佈地區傳染病的蔓延情況，同時在這一地區訓練侵略軍隊。
我奉中隊長中野登之命，率部下30名參加討伐，每天行軍16至20公里，驅使中國的和平農民中的霍亂患者遷往他處逃難，以便使霍亂在中國人中間進一步蔓延。大隊軍醫柿添忍身穿便衣，與尖兵共同行動，調查霍亂的蔓延情況。在向師團軍醫部提供資料時，我擁護柿添的做法，並積極協助其行動。在堂邑縣某村發現霍亂患者一名，直接同柿添取得聯絡，並提供資料。此次討伐開始時，大隊長廣瀨利善透過軍醫柿添忍向我提出下列注意事項：（1）發現霍亂患者時，立即報告軍醫或衛生下士官，不許接觸患者；（2）食物必須全部經過100度加熱後方能食用；絕對不吃中國人做的生的食品，飯後必須吃鹹梅數個；（3）飲用水全部使用經濾水器濾過的水，滴入淨水液，或燒沸100度以上方可飲用；（4）各分隊由分隊長負責挖地建廁所，出發時，用土掩埋；（5）發現有身體不適者時，立即向直屬上級報告。
我將上述注意事項向中隊士兵進行傳達，同時，還命令小隊攜帶石井式濾水器，供應飲用水，每個分隊分給4把鐵鍬，以備挖廁所用；讓衛生兵攜帶衛生揹包；向分隊長分發試驗紙；命分隊長負責進行監督。我親自進行上述訓練和在霍亂菌撒佈地區的軍隊教育，為發動霍亂細菌戰進行準備。
從1943年10月上旬至中旬，五十九師團在山東省魯西地區發動了十八秋魯西作戰。當時在該地區早已由日軍撒佈霍亂菌，中國人因此而染病。日軍透過此次討伐，驅使病人逃往外地避難，以便使霍亂在中國人中間進一步蔓延。同時，在討伐中還掠奪了大批物資。有小麥約10000袋（每袋60公斤）以上，棉花42500袋以上，牛約80頭以上。我在這次討伐中，派出了在上期討伐中經過訓練的30名部下參加，犯下了上述罪行。
透過以上三期討伐行動，在中國人民中撒佈的霍亂菌在魯西一帶（臨清縣、丘縣、館陶縣、冠縣、堂邑縣、莘縣、朝城縣、範縣、觀城縣、濮縣、壽張縣、陽穀縣、聊城縣、茌平縣、博平縣、清平縣、夏津縣、高唐縣）蔓延，從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間，有20萬以上的中國人民和無辜農民被霍亂病菌所殺害。我直接指揮部下實行了這一條殺人陰謀。
附 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致重慶蔣介石電（1940年12月5日）
（黃紹竑（1895~1966），新桂系三巨頭之一，歷任第7軍黨代表、廣西省主席、15軍軍長、湖北省主席、浙江省主席、內政部長等要職。）
上月28日敵機空襲金華，二架散佈白煙，並有魚子狀顆粒落下，經人民蒐集送檢，由本省衛生處陳萬里、軍政部第二防疫大隊劉經邦、福建省衛生處防疫專員柯主光、本省衛生處第二科長鄭介安、本省衛生試驗所技正吳昌豐五員，在嚴密檢驗下，鑑定其形，業經辯明系鼠疫桿菌。除繼續由該員等施行其他生物科學試驗外，謹電呈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