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方專制主義》（Karl．A．Wittfoge，《OrientalDespotism》）。
我和《東方專制主義》的作者魏夫特的“神交”早在四十年代就開始了。
那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內山完造先生那裡得到了他的《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一書的日譯本，譯者是平野義太郎，日本平凡社出版。
我當時曾打算將此書翻譯出版，一九五五年的那一場飛來橫禍中，這本書被抄家的那些人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到了八十年代初，美國的中國現代文學專家李歐梵教授來訪，我向他了解魏夫特的情況。
李歐梵先生簡要介紹了他的一些情況，並在回到美國後給我寄來了《東方專制主義》的英文版，我請兩個小青年將此書譯出，併為之作序，以我在日本留學時的老師之一日本社會學者馬場明男先生髮表的論文《フウソクフルト研究所の人——力一ル．ウイツトフオ一クル一》作為代序。
後來因為出版社的出書計劃及經費問題等複雜原因，一直沒能出版。
[ 書客網 ShuKe.Com ]《東方專制主義》的作者魏夫特是猶太人，德國共產黨員，曾任德共中央委員，一九三三年被納粹關入集中營，不久出獄，逃亡到美國，他一生主要研究中國問題，一九三五年來中國，蒐集有關中國社會和經濟的材料。
他撰寫了有關中國的大量的論文和著作。
記得我還曾讀過他的一本書名為《東亞的黎明》的日譯本著作。
他在分析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時，採用了馬克思在研究東方古代社會時創造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很早在西方學術界就有一定的影響。
《東方專制主義》的中心論點是“治水社會”。
他說：“這種社會形態主要起源於乾旱和半乾旱地區，在這類地區，只有當人們利用灌溉，必要時利用治水的辦法來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調時，農業生產才能順利地有效地維持下去。
這樣的工程時刻需要大規模地協作，這樣的協作反過來需要紀律、從屬關係和強有力的領導”；“要有效地管理這些工程，必須建立一個遍及全國或者至少及於全國人口重要中心的組織網。
因此，控制這一組織網的人總是巧妙地準備行使最高政治權力”，於是便產生了專制君主，“東方專制主義”。
魏夫特在描述古代社會時，運用了大量生動的歷史資料，成為一家之言，他的著作對於研究東方古代社會的學者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魏夫特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中國期間，曾經傳佈他的觀點。
中國古代史專家顧頡剛先生主編的《食貨》半月刊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全文譯載了他的《中國經濟史的基礎和階段》一文，在中國廣為流傳。
因此，魏夫特的影響早已波及中國。
我過去和現在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搞文學，解放前的主要文學活動是創作，解放後上級安排轉到大學的講臺上講授文學課。
這樣對社會學漸漸地隔膜了。
加上從五十年代中期受胡風事件的株連，過了二十五年的監禁和所謂“勞動改造”生活，與社會隔絕，不要說社會學，連文學也完全隔絕了。
大體說來，中國的社會學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西方引進後，在激烈動盪變化的中國二十世紀，走過了漫長曲折坎坷的道路。
解放前的許多大學有社會學專業課，也出版了不少社會學方面的譯著。
當時有名的社會學家有費孝通、潘光旦、馬寅初、吳景超、陳達、孫本文等。
解放後，由於“左”的影響和認識上的誤區，使社會學戴上了“資產階級偽科學”的帽子，被宣佈為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改良主義”。
其實是把問題簡單化了，是以政治代替科學，不懂社會學的表現。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時，社會學這門學科被取消。
一九五七年再一次進行批判，致使社會學在中國學術領域中銷聲匿跡，成為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最大禁區之一。
從八十年代開始到現在的近十年間，社會學在重建中作為一門學科已初具規模。
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十年間的理論研究熱點主要有以下五方面：一是學科理論的重建，包括社會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社會學研究的物件與範疇等。
二是現代化發展理論的探索。
這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關，社會學發揮其整體、綜合學科的特長，為研究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提供獨特視角。
三是探索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
四是關於中國社會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結構的研究。
這有利於對症下藥，使社會穩定發展。
五是對於社會學調查方法的理論研究。
以上這幾大方面的研究實際上涉及到以下各具體方面：人口問題、糧食問題、城鄉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問題，還有交通、房屋、就業、婚姻、代溝等等社會問題。
我因為近十年間集中精力搞文學研究和帶文學方面的碩士、博士生，對社會學界的情況知道不多，不能向諸位先生做更詳細的介紹，敬請大家諒解。
本文是作者於一九九年十月赴日訪問講學時的講稿之一，此係首次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