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社會學
一九三六年春，我到了日本，這年九月考入日本大學經濟科，後來進入社會科專修班，師從園谷弘先生學習社會學，我和社會學的關係，可以說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我原來準備是學經濟學的，後來為什麼轉學社會學呢？首先是因為我原來的主要興趣是搞文學創作，我想學點兒社會學專業知識，以便從中得到觀察、分析、描寫和反映社會生活的理論導引。其次，我來日本的真正興趣並不是“為讀書而讀書”的，而在於從事“政治避難”。當時的中國面臨的是嚴重的內憂外患的局面，救亡圖存意識可以說是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共識。我來日本以前，就因為積極參加了一九三五年的北平“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被警察逮捕關押，出獄以後，才到日本留學的。因此，我來日本，也可以說是政治亡命。進入社會科讀社會學，在希望獲得一些觀察、分析社會的基本方法的同時，也企圖以讀社會學的學生身份生活，以便避免日本警察找麻煩。雖然如此，仍然遇到不少麻煩，因為當時中日關係已非常緊張，一年多之後戰爭就爆發了。第三，經濟學科的經濟專業是本科，課程多，學費也貴。幾乎沒有時間參加留學生的文化活動和進行文學創作。社會學是專科，園谷弘先生每週上兩次課，講授的教材是他自己的有關研究中國社會的性質、結構和組織的著作。課餘時間較多。
我是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長大的文學青年，當時有意識地繼承和發揚五四文化密切聯絡社會人生的傳統，在魯迅開創的文學為人生且改造這人生的文學道路上前進。我雖然不是中共黨員，也沒有正式加入左聯，但我始終自覺地在左聯的旗幟下從事文學活動。就是在日本時期，我透過投稿認識了胡風，成為以文會友的朋友，胡風當時是左聯的重要領導成員之一，也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因此，以至一九五五年的那場規模巨集大的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鬥爭中，我被定性為這個所謂的“反革命黑幫”的骨幹分子，受到長期的監禁和勞改的懲罰。緊密聯絡現實社會生活進行文學活動是中國左翼文藝運動在創作和理論批評上的重要特徵。對於中國社會的歷史、現狀、性質、結構和組織機制等，我始終保持著不竭的探討熱望，並積極主動地介入社會現實生活。即使在日本大學讀書的日子裡，我不僅沒有真正進入到“不聞不問窗外事”的境界，而且還經常參加留學生的各種活動。在這期間，我認識了秋田雨雀這個日本的進步作家。我參加的留學生組織的有政治色彩的活動，印象較深的有兩次。一次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左聯東京支部負責人任白戈組織的悼念高爾基逝世的活動，當時正是中國左翼文學內部“兩個口號”論爭較為激烈的時期，活動名義是紀念高爾基，實際上會議的議題是關於兩個口號論戰。會議的主持者在會上首先發言贊成周揚的“國防文學”口號，並且提出要“批判魯迅”。與會的其他留學生們立刻表示反對，於是發出爭執，會議不歡而散。另一次是東京留日學生各文化團體聯合舉辦的魯迅逝世追悼會。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逝世，我的一位寫詩的朋友李春潮提議召開追悼會，任白戈藉口日本警察會出面干涉，不同意召開。李春潮又去找郭沫若商量，為避免日本警方找麻煩，郭沫若建議找一些日本朋友參加，聯合召開。秋田雨雀已被警方盯上，活動不便，不宜參加。於是，由他介紹，去找佐藤春夫，請他參加，他慨然應允。他是收入“巖波文庫”的《魯迅選集》的譯者。追悼會在神田區日華學會舉行，那天，果然警方前來干涉，會場前五排坐的全都是便衣警察，還有一些便衣警察在四周抄輓聯、悼詞等。在這種恐怖氣氛下，這樣肅穆莊重的追悼會竟沒有人作主席，任白戈找我商量，要我作追悼會的主席，我一口回絕了，並不是因為我懼怕警察，我是從獄中出來的，怕什麼！當時在場的留學生的資歷都比我長，我一個來日本還未滿一年的二十歲的年輕人，怎能不自量地出面作主席呢？這個追悼會，後來由來日旅遊的作家肖紅作主席。配合追悼會，東京出版的《留東新聞》發了悼念魯迅先生的特刊，我寫了一首散文詩《葬儀》，署名植芳，發表於這一期特刊上。開追悼會那天，在會場散發時，當場被警察全部沒收。在日本期間，我還參加了進步留學生的文學團體《文海》社的編務，但大型文學刊物《文海》由上海印好寄到東京後就全被沒收了，只出了一期後就不得不停刊了。
在日本期間，理論上我探討和學習掌握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和基礎知識，實踐上參加各種留學生的文化活動，同時又不忘記收集、購買日本出版的有關研究中國社會的歷史、經濟文化的著譯。這自然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即大革命失敗後，左翼社會科學界展開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對我持續影響的反應，茅盾的《子夜》便是這個論爭的產物。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形勢緊張起來，東京和神戶都呆不下去了，我決定回國參加抗戰。
賈植芳的父母與長子、二女等家人合影
我回到了正值抗日**的祖國以後，在社會上到處輾轉奔波的過程中，更養成了一種習慣和嗜好，這就是廣泛閱讀各類關於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書，以便能深入地瞭解我們這個國家的歷史和現狀。可以說，我那時和社會學的關係已由課堂轉入現實社會生活。這便形成了我學社會學的一個特徵，即：既進行純理論的學習思考，加強理論修養，又參加實踐活動，和社會各階層、集團的人們廣泛接觸，從書本里獲得觀察、分析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的方法手段，在實踐中邊應用邊增進感性認識，理論和實踐密切相聯。這是我學社會學時中國的整個歷史環境所決定的。因為當時的中國不允許一個熱血青年關門讀書，不允許脫離血與火的動盪現實，對“救亡圖存”運動採取一種不介入態度，做一個**裡的學者。實際上，對於我們這些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知識青年來說，第一位的事便是革命活動和積極介入救亡和爭取民主的愛國運動，這幾乎是當時大部分中國青年的共識。我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從日本回國，本來準備從上海到內地去，後來因為上海戰爭形勢緊張，船不能靠岸，迫不得已改道香港上岸回內地參加抗日運動。先是在山西南部中條山前線部隊中從事對敵宣傳工作，後又在西安、重慶、徐州等地為抗戰輾轉奔波。同時也創作和發表了一些文藝作品。
到了四十年代中後期，即抗日戰爭取得了完全勝利之後，我才真正以筆作戰下海為文。這時期，除了要寫一些文藝作品外，從四十年代後期開始，還翻譯和撰寫了一些社會學方面的著作。這些都是利用我過去所學的社會學知識和有關中國歷史的理論以及這些年在和社會各階層、各集團的人接觸中獲得的感性認識的結果。特別是我的老師園谷弘教授講授的關於中國社會的有關理論給我很大啟發和幫助。當然，三十年代初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以及之後的一些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的著作都直接或間接地促使、啟發和幫助了我的譯著工作。我在一九四八年底走出國民黨監獄後寫的《近代中國經濟社會》，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版後，不到一個月便銷售一空，於是，當年的十一月又再版發行，以後又印了一版。這是一本論述了清朝政權的本質和經濟結構及其興亡和危機的書。正如本書前言所說，這本書中的材料來自內山完造先生送我的一些日文書，觀點全出自我手。這是我在社會學方面的最初成果。當時因為剛從國民黨監獄中逃出，這本書是在東奔西躲的逃難險惡條件下完成的，難免有草率之處。其實，嚴格地說來，這本書並非就事論事的著作，它寄託了當時我的政治感情，即對黑暗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必然滅亡的認識和對中國新政權的誕生祝願。在這一點上，我的心態和法國文學批評家泰納（H．Taine）撰寫《當代法國的起源》很相似。借古喻今，這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傳統，也就是中國古代帝王唐太宗所說的“以史為鑑，可知興亡”。在中國這個具有悠久文化專制主義統治歷史的封建黑暗社會里，中國知識分子往往從歷史上尋找抨擊和揭露現實黑暗的題材。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手法。
這之後，國民黨特務機構中統局依然對我糾纏不休，我們夫婦改名換姓跑到了青島。原來準備經青島到解放區去，後因交通封鎖沒能去成。到青島住了近半年，我們就和青島人民一起迎來了解放的曙光。在解放軍到達青島之前，一些離開青島的外國人家的僕人在街頭銷售外國僱主拋棄的書籍等不便攜帶的雜物。我從街頭的舊貨攤上買了些當廢紙賣的外文書，並選譯了其中的恩格斯的《住宅問題》、英國傳記作家奧勃倫的《晨曦的兒子——尼采傳》和匈牙利作家ErnestVaida的多幕劇《幻滅》。《住宅問題》是根據“巖波文庫”的日譯本譯的，日譯本是加田哲二先生從德文字譯出的。在當時收入“巖波文庫”的著譯都是比較好的著作和譯本，在讀書界較有權威性。我將此書譯出後於解放初的一九五一年出版。《尼采傳》和匈牙利劇作家的劇本譯出後，後因種種政治的人事的原因沒能出版。這兩本書是根據英文字譯的。我為《尼采傳》寫的譯序在解放前夕的上海《大公報》上發表。
剛建國時，關於東歐巴爾幹半島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中國還所知甚少，更沒有比較系統的介紹和研究的著作。為此，在我主持下約請了另外兩個留日同學，編譯了《人民民主主義的長成和發展》。它是根據日共國際部長西澤富夫等人新編《人民民主主義的長成和發展》一書編譯的，書中分別介紹和描述了東歐六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成長和發展軌跡，介紹了他們的歷史、社會、經濟和新政權建立的情況。這六個國家是保加利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這本書除了注重事實的敘述外，還做了一些理論上的研討與印證。不僅有事實過程的描述，而且也精心研究探討有關理論問題。因為本書在日本出版時，理論論證過程中引用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和關於英美在東歐的政治活動的敘述，因受當時日本政治環境的影響，大都被刪得七零八落、語焉不詳。編譯時我根據其他材料增補了英美在東歐的政治活動材料，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話，添加了原書中不足的材料和統計數目。當時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受到斯大林主義的攻擊，為此我特地加了一篇附錄，是斯大林主持的九國共產黨情報局釋出的《共產黨情報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佈的關於鐵托匪幫的決議》，原書中沒有，是我根據新華社的訊息增加進去的。所以出版時用了編譯的名義。本書出版後是當時國際政治系學生使用的重要參考教材。當然，這本書主要是四十年代對東歐幾個國家的社會情況的介紹和認識，今天只能作為文獻材料來看。正如列寧所說的“歷史是繞著圈子前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