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我
書與讀書人的關係，我覺得可以用一個蹩腳的比喻來說明：它們正如《紅樓夢》中的四大家族賈、王、史、薛之間的關係——“一榮俱榮，一枯俱枯”，也可以說是榮辱與共。
我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文化專制主義傳統的老封建帝國，而中國曆代封建統治者大都又是製造文字獄的能手，舉其犖犖大者就有：周厲王用暴力弭謗，秦始皇焚書坑儒，東漢黨錮之禍。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比較開明，雖然有不殺儒生的聖諭，但到南宋處於偏安之局的時候，又忘了祖訓，有迫害陳山的冤獄事件。至於明代的東林黨案，清朝的文字獄禍，更是使中國的讀書人談虎色變的歷史掌故了。現代中國是一個在激變中發展的國家。辛亥鼎革以後，由北洋軍閥袁世凱到國民黨蔣介石，在這方面的“德政”，並不遜於他們的前輩歷代帝王（戰前的一九三六年，當時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蔣介石一九二七年上臺以來，遭到他直接或間接迫害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五十萬之眾。鄙人就被他先後“光顧”過兩次）。
我們建國以後，由於“左”的不斷干擾，“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一統文化觀念的回潮，歷次興起的政治運動，就往往以知識分子為主攻物件，這已是我們自己所親歷的生活現實，恕在下就不在這篇短文內一一列舉了。有鑑於這些血淚斑斑、一再重複出現的歷史事實，我建議有心的同志不妨定下心來，收集材料，撰寫一部《中國文字獄史》，作個歷史回顧與總結。前幾年上海書店重新排印了三十年代北平故宮博物館影印的《清代文字獄檔案》，可謂功德無量了。
我也算個讀書人或知識分子，歷經北洋軍閥統治，國民黨當政，中間插入日汪時代，以迄解放後的當代。由於我生性頑劣，每個歷史時代，都免不了因文賈禍，身入囚室，經受牢獄之苦。而我生平不嫖不賭，不搶不偷，弄幾個血汗錢，除必要的生活資料，以及吸菸喝酒需要花銷外，都買了書。“黃金有價書無價”，每每碰到一本自己喜愛的書，不惜傾囊來買，甚至不惜告貸以求。可惜的是，我這些書籍藏存，每吃一次政治官司，都被官家抄家時搜掠一空，反而被作為犯罪鐵證，受到監禁以至正式判刑的懲處。因此，直到一九八年我平反時，我手頭只有四卷本《毛選》和小紅書《毛主席語錄》。這些年，世界太平了，我又買了不少書，加上文化界和出版界朋友的相贈，又積有滿滿七大架書，好像又有好幾千冊書了。我每坐在它們當中，環顧四周一排一排、一行一行的各色書脊，而以能與這些書的作者，古今中外的學者作家們共處斗室之間，感到人間萬事已足，自我感覺非常良好。但每每想起它們的前輩在歷代我落難時的不幸遭遇——它們都落在魯迅先生所說的“三道頭”（警察）手裡，又感到不寒而慄，四顧茫然了。原載《青島日報》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