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原來羈押的亞爾培路二號上海中統本部押解到蓬萊路警察局看守所，是同年中秋節以後的第二個晚上，當天夜裡，在這裡又碰上從威海衛路富通印刷公司押解來的一批“犯人”。
原來，我們這案是“《學生新報》案”。
我們被捕以後，九月十九日又發生了“富通印刷公司案”，現在這兩班人馬“會師”了。
我在這裡，碰到當時在富通印刷公司任總會計的羅平同志，他是一個文藝愛好者，也寫些詩(解放初，他在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過一本名叫《在祕密監獄裡的詩》)。
因此也是我的一個讀者。
我們一見如故。
他對我說：“你和你老婆給抓進來的第二天，我就在《時代日報》上看到訊息了……”我聽了，彷彿吃了一粒定心丸，得到很大的安慰。
因為，當時正進入國民黨所說的什麼“勘亂”時期，進步報刊早已紛紛被封閉查禁。
只有這家《時代日報》因為打的是“蘇商”招牌，國民黨政府顧忌和蘇聯的邦交關係，所以才能巍然獨存。
這時，它已成為進步文化界唯一的一個發表文章的陣地和得到外界訊息聯絡的視窗。
我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它的基本讀者。
他們從報上知道了我們夫婦被捕的訊息，就像是讀了一份地下黨組織釋出的通告，當然就不會再來我們住處走動了，這樣他們不會受到株連之災，我的官司也可以“簡單”一些。
因為在舊社會吃過官司的朋友都知道，反動軍警憲特抓去某人後，在案發的地方總要派人留守，以便捉拿“同黨”，一網打盡。
我這個認識和估計，後來一九四八年冬出獄後，見到相熟的朋友們時，都得到了證實，《時代日報》這條小訊息幫了他們大忙。
比如當時該報記者顧徵南同志，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後，透過胡風認識了我。
在我被捕前，我還把兩篇小說稿交給了他。
在我被捕前幾天，他和戀人小方同志來看我們時說，他們定於九月十九日結婚，邀我們參加婚禮，舉行婚禮的地點還未決定，等決定了，在婚禮前一天再來通知我們。
一九四八年冬，我出獄後他才對我說，在我們被捕的第二天，他們本來準備告訴我們婚禮地址，但是早晨一覺醒來，看到剛送來的當天《時代日報》後，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我們夫婦昨夜被捕了，所以，他們沒有再去我們住所。
後來他到報館上班，聽到樓適夷同志說，昨天深夜兩點鐘，他正發完稿，準備回家，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告訴他說，賈植芳夫婦在住處和同住的幾個學生一塊被捕了，要他們在明天的報上發一個訊息。
當時樓適夷同志還來不及問打電話的人的姓名，電話就結束通話了。
放下電話，他就趕寫了一條訊息發排。
這個神祕的電話，是誰打給樓適夷的呢?三十年後，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解除“監督”到復旦大學中文系資料室工作。
一天下午，突然有一位身材短小的中年人來看我，他一見我，好像發現了奇蹟般的，驚喜交加地對我說：“賈先生，你還認識我吧?我叫李平。”
我看著他矮而發胖的身子，半禿的頭頂，一時如墜五里霧中，愣住了。
只能說出兩個字：“你是……”他不無傷感地對我說：“怪不得你不認識我了，因為我們失掉聯絡三十年了。
我就是一九四七年和你們一塊住在吳淞路義豐裡的三個小青年中的那個李平，任敏高中的同學。”
他這麼一說，我的記憶大門一下子被打開了。
原來，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我被國民黨中統局特務逮捕時的住處，是在虹口區吳淞路義豐裡九十一號的樓房；義豐裡那時是一個日僑集中區，這個九十一號，每層有近十個房間，聽說原來是一家日本旅館，後來成了一箇中日混居的大雜院。
這裡的居民，絕大多數是日僑。
其中二樓有三個房間是《學生新報》的社址，與我們同時被捕的杜青祿同志，當時在日僑管理處混個小差事，他的單位在這裡給他分了三間房子。
他是一個單身青年，自己住在狄思威路(今溧陽路)一個朋友的亭子間裡，他將這三間分來的房子，把它們作為《學生新報》的社址，因為他自己也是這個報紙的工作人員。
後來報紙被迫停刊，青祿就將其中靠陽臺的一間讓給我們夫婦住。
二樓樓梯口的一間，則借給段力佩同志住，老段這時是牛莊路上一個中學的校長；剩下的與我的住室相鄰的那間，除堆了舊報紙外，由《學生新報》的小朱(上海法學院女同學)和《時事新報》的一位女記者廖某同住。
這時，在二樓上另一頭的一個房間裡，住著三個單身小青年，除了此時此刻站在我面前的頭頂半禿的李平外，還有小黃(名字已記不起來)和肺病已然到了晚期的劉兆文同志。
他們三位原來是我妻子任敏抗戰時期在四川上中學時的同班同學，因此在這裡相遇後，就一見如故地來往起來了。
這三位青年是抗戰勝利後，在舊政協時代才從國民黨集中營放出來的，由於長期監禁和酷刑，他們一起輾轉到上海灘後，身體已極度衰弱，他們相依為命地過著清苦的生活，由小李、小黃當教員，共同養活臥床不起的小劉。
我們被捕的那夜，特務到狄思威路捉來了杜青祿，再轉到義豐裡捉我們，同住的小朱和小廖同時被捕。
特務還搜查了段力佩同志的家，碰巧那天他外出未歸，所以倖免於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