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我們會師的第一個夜間，所知道的老陳和敵人血的戰鬥的故事……
長篇《人的證據》第二部之一章；一九四九年八月寫於膠東旅中三、 出獄前後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在上海，我被國民黨中統局抓起來投入監牢，在監牢裡熬了一年多。
先是關在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二號上海中統局本部。
兩個月後轉到蓬萊路的國民黨警察局裡，樓下關刑事犯，樓上關政治犯，我是“政治犯”，關在樓上。
這是我第三次吃政治官司(也是第二次吃國民黨的政治官司。
當中一次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我以策反罪被徐州日偽警察局特高科逮捕關押)，是寫文章寫出來的官司。
那年，紀念五四運動，地下學聯辦了一個《學生新報》，出了一個“五四特刊”，請一些人寫文章，諸如馬敘倫、郭沫若等；我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給戰鬥者》，在這份小報上刊登出來。
我在文章中說，參加五四運動的那些青年，拋頭顱、灑熱血，但這些熱血卻染紅了一些人的頂子；所以我們還得繼承五四精神，繼續戰鬥，要用對付野獸的辦法對付這些野獸等等。
當時正值國民黨“勘亂”時期，學生們掀起了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民主鬥爭。
我的文章自然被認為是煽動學潮，大逆不道。
經人告密，我被抓起來了。
當時領頭抓我、審我的特務名叫蘇麟閣，這是在監房關押時經難友們一再證實的姓名。
初解放時，即一九五〇年秋，當時上海《解放日報》等報刊登出了一條新聞，說是這個中統老牌特務，解放後潛伏下來，終於在鎮江被我公安局逮捕，經過審訊已處決，並公佈了他的主要罪行內容——逮捕和迫害共產黨員、進步人士盧子揚、陳子濤、駱何民、吳二男、杜青祿、賈植芳等人，我和杜青祿同志被列入“進步人士”名內。
剛關進監獄的兩個夜晚，特務們連續對我審問了兩次，即宣佈我是“社會敗類”、“共產黨走狗”。
之後就再未審問過。
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才又被提審。
這次審問我的顯然是一個上面派來的高階特務，他有四十多歲，無錫口音，穿一身筆挺的灰色西裝，身邊還有一個對他畢恭畢敬的青年特務陪著。
這個上面來的高階特務，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他吸著“綠炮臺”香菸(當時的一種高階煙)，看我坐下後，他遞給我一支菸。
他吸過一口煙後對我說：“你來的時間也不算少了，我們也不是吃乾飯的，你是什麼人你清楚，我們也有數。
現在長話短說，我們認為你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條是幫我們把胡風抓來，或者你不好意思，就把他的住址說給我們也行；至於另一條路嘛，我不說你也知道。
據我們瞭解，你不是第一次吃這種官司，也算一個‘老鬼’(上海方言，音：巨。
意指老資格)了。”
我不假考慮地回答說：“抗戰勝利後我流落在上海灘，失了業，為了弄口飯吃，我寫些小文章，到處投稿。
我根本不認識什麼文化界人，包括你說的那個什麼胡風，真是非常抱歉了！”這兩個特務聽了我的回答，一起仰著身子哈哈笑開了，我也緊跟著“哈哈哈”，突然那個穿灰色洋服的特務停止了笑聲，把面孔伸向我，瞪起眼睛問我：“照這麼說，我們是冤枉你了？”我說：“那天晚上我在家裡喝酒，被你們抓來了，難道喝酒犯法?”這個特務一邊向後仰著身子，一邊說：“你說的太天真了，咱們不要再磨牙了，反正兩條道路任你選，你不過才三十出頭吧，太可惜了！……”
過了大約一個多月，一個留著小平頭的小特務(他也是來抓我的特務之一，聽同監難友說，是這裡的行動隊的)把我叫去。
我一進門，他就站起來對我直截了當地說：“怎麼樣?考慮好了吧?”我說：“沒什麼可考慮的!”他乾笑了一聲說：“算了，你不要再裝糊塗了!——這麼吧，你如果覺得這麼辦不方便，我們再提一個辦法，你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一篇反共宣言也行。”
我回答說：“我反共不反共是一回事，你把我反共作為釋放我的條件，用手槍逼我反，我不反!你怎麼辦都行。
抗戰時我也做過軍人，上過前線，腦袋是有一個，誰要，我就給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樣，我又被押回監房，聽候魔鬼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