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三十多年的歲月，李平來上海組稿(他是安徽一家文學刊物的主編)，才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資料室發現了我。這時他對我說，在我們那夜被捕後，他們就逃出了義豐裡，當夜給《時代日報》打電話，想報告我們被捕的訊息，可是一直沒有打通，非常焦急。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小黃去找沈鈞儒老先生，沈先生聽了他們的敘述後，很平靜地告訴他們說，賈植芳夫婦和同住的學生被捕的訊息，當夜他就知道了，是被中統特務抓去的，馬思南路(今思南路)“周公館”的辛志超同志當夜已用電話通知了《時代日報》，要他們發一條訊息。沈先生說：“這方面的事你們不必再提了，倒是你們三個人的轉移問題急需要解決。因為看樣子，你們不能再在上海停留了。”後來，他們就到安徽胡明領導的遊擊部隊去工作了。
原來如此！三十年前我們被捕的那個神祕電話，竟是“周公館”打給樓適夷。這件事，過了三十年，我才從李平的口中弄清了它的來龍去脈。
解放前，上海有一家海燕書店，老闆名叫俞鴻模，他和我在日本是同學。他是華僑，福建人，也是位作家，在日本出過一個小說集(書名《煉》)。他歸國後在上海辦了個海燕書店，這是個進步書店。抗戰勝利後，胡風給海燕書店編了一套《七月文叢》，其中有我的一本《人生賦》，這是我的第一本小說集，一九四七年出版。那時我的筆名叫楊力，這個名字是胡風給我起的。我以前寫文章都用賈植芳，寫雜文和政治性的文章則隨便署個假名字。胡風說，上海政治鬥爭情況複雜，還是用個假名字好些。我告訴過胡風，我母親姓楊，胡風說那就叫“楊力”吧。他拿火柴頭寫了“楊力”兩字，後來，這兩字就印上了《人生賦》。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風聲甚緊，海燕書店遷到香港。因上海還有些事務有待處理，俞鴻模又回到上海來辦事，此時我已鋃鐺入獄，而我的妻子任敏那時已被釋放。
胡風一見到俞鴻模，就把我入獄一年的事告訴了他，並且問他是否有辦法救我出來。俞鴻模說，他認識國民黨中央信託局副局長駱美中，駱美中也是留日學生，現在在國民黨裡有權。他說：“我們都是華僑，家裡還有來往，我去和他講一講。”於是，俞鴻模就去為我奔走活動了。後來我聽胡風說，俞鴻模曾說，那時國民黨已經快樹倒猢猻散了，他們的官員也要找出路，駱美中表示敢擔保，但要俞鴻模對他說清楚賈植芳是不是共產黨，俞鴻模對他說：“賈植芳只是寫寫文章，我看他不是共產黨。”駱美中說：“他是共產黨我也敢保。”過了一天，俞鴻模就答覆胡風：“我對駱美中講了，駱美中給中統局局長季元溥寫了一封信，讓任敏去拿，再送給中統局，估計沒有問題。”任敏去拿了信，立即送到上海中統局本部。她也在這裡關過近三個月。
一天下午，我在監牢里正坐得昏頭昏腦，監牢警衛叫道：“賈植芳，你出來!”我以為又是提審，他說：“你走吧，你還有什麼東西?”我說：“啥也沒有，就有一根皮帶和一頂帽子在你們這裡。”他說：“給你拿來了，你在這裡先歇一歇。”
和我同監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知識分子，一種是工人，我在裡面教工人文化，還教那些小知識分子英文。在國民黨監牢裡教教這些還可以。這些“犯人”裡有一個小張，是永安公司的工會主席。我在獄中被關押了一年多，身上沒有一文錢，已被關得頭昏眼花，這小張對我說：“你拿上這一百萬元法幣，我們有錢，我們有工會，你出去得花錢，僱個車什麼的。”我接下這一百萬元法幣後，一個做特務的看守送我出去。監牢離大門還有很遠一段路。我以前和他聊天，他是個高中學生，找不到工作，因為認識這裡中統局行動隊的一個王隊長，來這裡混飯吃，看守犯人。走到大門口，我對他說：“你看管了我半年多，我有句話對你說。你看作是人話，你就聽；要是你認為不好，就當我放屁。你年紀輕輕的，這碗飯不是人吃的，你找點別的事幹幹，換碗飯吃吧。”他對我說：“賈先生，你的話我記著。”
出了大門，我在旁邊的一個小煙雜店買了包“大百萬金”香菸(相當於現在的飛馬煙)，花掉三十萬元。然後，僱了一輛三輪車到我伯父商行在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路)的辦事處，那裡有個掌櫃的，我就在他那裡住下，後來又把任敏找來，在這裡我深居簡出。有一次我在附近馬路上，突然碰到一個我在監獄裡見到過的特務，只見他喝酒喝得臉通紅，他看到了我，還站下來瞪了我好一會，好像事出意外似的。為此，我只得趕緊找地方搬開，因為我怕給伯父掌櫃的再帶來麻煩。
已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