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小說
說起我的第一篇小說，我就得從記憶中回過頭，想到我少年時在省城太原上成成中學的時代和那裡給我的文學和思想教育，或者說，我對文學開始覺醒時候的生活。我十四歲時從家鄉山西汾城縣（現名襄汾縣）的山村跟哥哥賈芝到太原上中學，並一塊兒考上了成成中學。這個學校是一個私立學校，由校長到教師都是北京師大出身的山西學生。她以學風艱苦樸實、對學生在學習上要求嚴格著稱。我生在晉南山區，乍一到這裡聽課，因為任課教師大半是晉西或晉北人，我實在聽不懂他們講些什麼。我因年小，長得又矮小，坐在教室第一排的第一個課桌上。同桌是一個石姓同學（他叫石炳炎），似乎比我大些。他是河北人，父親在閻錫山的晉綏軍中當連長。他生在城市，見識自然比我廣，也樂於助人，對我很關心，我也從他口裡學習普通話。他是走讀生，每天來上學時，書包裡都帶著石印本的舊小說，如《彭公案》之類，我因為聽不懂老師在課堂上的講課，就似懂非懂地在課桌下看他好意借給我的石印本小說，以致向他借小說看，成了一個習慣，他每天來上學都給我換新書。這些書大概是他父親的讀物，因為都是些公案和武俠小說。但我從這些書裡漸漸讀出味道，把看小說當做生活中的重要課程，以致不斷要求哥哥給我買上海出版的鉛印本的舊小說，如《水滸》、《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等等，凡是能弄到手的，我都如飢似渴地看，並且動筆學著寫。大約是初中二年級下半年時，我竟寫了篇以我們村裡一家富商的家庭生活為題材的章回體小說《古堡笳聲》。一九三二年我離開太原去北平前，把稿子投到《山西日報》。編輯部也鄭重其事地給我回了信，我第一次在文字上被人稱為“先生”，他們表示考慮刊用。但隨即我就走了，沒有了下文，或者說，我不知道它的下文，因為打這以後我只路過太原一次，並未在太原停留過，也沒有和那裡有過聯絡。
我在初中三年級時，學校的教學面目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由北師大新回來了一些年輕的教師講課。他們是革命者，也在這裡播下了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學的火種。我的眼界被打開了，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十六年以後，才真正地睜開了眼睛，認真地看這個我所生活著的世界。因為我在努力閱讀新文學作品的同時，開始接觸馬列主義的社會科學啟蒙著作，以及國外文學作品，真正從“話說”、“且聽下回分解”的舊文學世界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文學天地。這樣，我又開始試寫新文學體式的作品——詩歌、詩劇、小說，給自己起了個“冷魂”的筆名，並且開始在太原的報紙上投稿。所以我的第一篇小說應該是登在一九三一年《太原晚報》上的《一個兵的日記》。它是用第一人稱的日記體寫的，寫的是閻錫山舊式軍隊生活的野蠻和腐敗，初次表現了我對現實生活秩序的不滿和抗議，對它的告發。我自然沒有這種生活體驗。在“九一八”事變後，學校掀起了抗日救國的怒潮，學校請來了閻錫山軍隊的一些中下級軍官來校給學生上軍事訓練。這些傢伙不僅說話粗魯，而且作風暴躁，在軍事操練時，動不動就揮拳打人，用腳踢人。我們本來出於愛國抗日的熱忱，自動參加軍事訓練，還沒有走上抗日前線的疆場，卻先挨這些軍閥手下的小軍官的拳頭，這些傢伙完全不把人當人看，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這大約就是我寫這篇小說時的一些感性認識和體會。但更主要的是，我同座那個出身軍人家庭的石姓同學給我日常談的那些軍隊生活知識和情況，對我的感觸。如前所述，他的父親是閻錫山晉綏軍的一個連長，正是給我們上軍事課的那些軍官的同僚。這篇小說大約有二千字左右，記得連載了幾天，也因為這是一張對開的小報，報屁股的地盤本來就不大。但是這些習作的發表卻對我的文學寫作興趣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同時，也從這時起，我開始認識到文學是一種改造社會、改善人生的武器。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觀點，在我的頭腦裡開始了新的發展。
一九三二年初中畢業後，我又隨哥哥到了北平，考入美國人辦的教會中學學習高中課程。我在這裡學習了兩年半，終以“思想不良”受到刁難而被革出校門。我進這個學校以後，就接觸到校內以及校外的革命力量，參加了一些有組織的學習和社會活動，開始更廣泛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革命文學作品，尤其是俄國和蘇聯的作品，同時在這些學習中，繼續學習著寫作。一九三四年我在天津《大公報》上用“魯索”的筆名發表了小說《像片》，應該說，這也算是一篇以社會現實為題材的小說。我並沒有這種生活體驗，記得當時讀魯迅先生批評梁實秋的文章，梁說出身下層的人們，只要安分守己，努力往上爬，也可以出人頭地。這是一種反對青年參加革命和社會活動的反動說教。我為了批判這種理論，寫了這篇小說，意思是說明，在那個金錢是統治力量的社會里，窮苦青少年要得到受教育上進的機會簡直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不能在這上面發生不切實際的幻想；同時，也嘲笑了那種一心想使自己兒子成龍而向上爬，以便改換門庭的小生產者的自私和愚蠢的習慣勢力，他們的思想認識活動，還不脫舊統治階級的思想範疇。這倒是一篇主題先行的作品，但我那種熱情卻是真摯的；文章那種簡而短的句法構造頗受當時在文壇上受人注目的張天翼的文風影響。
這篇過了半個多世紀的作品，前年才由我的研究生孫乃修從北京圖書館裡找到並複製回來。記得就在同年，我還以在教會學校生活的親身感受寫了一篇題名《米》的小說，在北平的《京報》文藝週刊《飛鴻》上連載了兩期。寫的是帝國主義分子披著宗教慈善的外衣，在冬季天寒地凍的時期，以發放救濟米為誘餌愚弄城市貧民而遭到反抗和失敗的故事。可惜目前還找不到這份報紙。編者出題要我寫《我的第一篇小說》的文章，我就以找到的《像片》來應命，把它算是我的頭一篇小說，因為從這個時期起，我由原先朦朧地以文學為改造人生和社會的思想，漸次具體而清晰地發展起來的文學為人民革命事業服務的思想，日趨堅實地指引了我以後的文學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