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寫作生涯
在我的一生中，跟命運一直進行著殘酷而持久的玫瑰戰爭，爭鬥的焦點之一，就是我的寫作。命運之神站在那兒發過誓，絕不讓我有寫作機緣，而我卻總是在人生道路上任何一個安定的瞬間匆匆忙忙抓起筆來，努力要留下些人生的感觸。鬥爭的結果就是手稿的多次失落。每當暫時的安定過去，隨之而來的厄運第一擊總是摧毀我的作品。
一九四五年春天，我由駐紮在陝西黃河邊的國民黨工兵部隊（我在這裡做日文技術翻譯工作）中逃出一條命來，惶惶地暫棲古城西安，準備轉道去濟南投奔伯父。我整理一遍自己的舊稿，從中選出幾篇在當時惡劣形勢下尚能問世的小說和散文寄給在重慶的胡風，餘下的包藏在一個枯井中。後來幾經輾轉，早已銷屍滅跡了。還有一些信件與手稿交與妻子任敏的一個親戚儲存，那同鄉在西安一個錢莊當夥計。解放後回到鄉下，一九五五年我出了事，他害怕牽連，把這些東西私下處理掉了。結果這一時期所能留下的作品，就是一本《人生賦》的小說集。
更早的一次，是一九三七年抗戰時期，我從日本繞道香港回國參加抗戰。在日本讀書期間，我寫了不少小說、散文與譯稿，除了《人的悲哀》發表在胡風編的《工作與學習》叢刊上，後來收入《小說選》；《記憶》發表在《七月》，後來收入了散文集《熱力》以外，剩下的文稿都留在香港。那時我們一起回國的留日同學中有一位陳啟新，是我在日本大學社會科的同學，是來往較深的朋友，廣東新會人，他有親戚在香港開木器店，我就把帶不了的衣物書籍以及文稿都留在那親戚家。其中有一部據英譯本轉譯的俄國安特列夫的戲劇《卡列尼娜·伊凡諾維娜》的譯稿，當時已和商務印書館約好，準備將稿子寄給他們，收在“世界文學名著譯叢”裡出版，後因戰爭爆發，擱淺了。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後，開始在胡風編的《希望》雜誌上露面，這個雜誌由上海的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出版，陳啟新在香港看到《希望》，得知我的下落，給我來了一封信，由中國文化投資公司轉的。我接到信後，首先想到經他手寄存在香港萬寨木器店樓上的那批稿子和書物，因此託在香港《華商報》工作的陳閒去找陳啟新，因為啟新的信上沒有提他在香港做什麼工作。陳閒來信說，找了好幾次才找到他，那裡門禁很緊。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到廣州碰到啟新才得悉，他當時在香港從事地下鬥爭。陳閒從啟新那裡取來我的稿子和一部分外文書，由郵路寄回上海。不料這時我早已經蹲在國民黨監獄裡了。任敏當時已出獄，寄居在郊區的朋友家裡。她收到郵條，去四川北路郵局取回這大包書稿，用新床單包裹，僱人力三輪車拉到胡風家裡，她神情恍惚，到了胡風家門口竟徑直上樓，把兩大包書稿留在車上，待胡風問時才想起，趕快下樓去找，三輪車已無影無蹤了。胡風跺腳嘆息，說賈植芳還坐在牢裡，你們的經濟又這麼困難，如果有這部稿子，賣幾個錢也是救急的辦法。許廣平先生也在場，她出主意懸賞登報尋找，胡風立即擬稿，託人送到《新民晚報》登出來了，但譯稿仍石沉大海，毫無下文。
現在回頭想想，老天給我安定寫作的時間太少了，而讓我遺失稿件的機會又太多。誰能料到一九五五年反胡風運動的風波里，我會再次遭遇劫難，使我在青島隱居期間留的生命痕跡，除了一本已出版的恩格斯的《住宅問題》譯作，一切都蕩然無存了！
原載上海《勞動報》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