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了，壞了，他們這麼一鬧，我真成了共產黨了。”
我們看這個人老實糊塗得可憐，我向他說：
“吳先生，這是你們同人的一番好意，怎麼能說壞了你的事呢?外面這麼一鬧，你或許就可以早出去了，你那些東西還是少寫吧。”
他懷疑地看著我說：
“你先生是共產黨嗎?”
我覺得可笑，向他說：
“這不是什麼共產黨不共產黨的問題，這是個做人問題。我們運氣不好給抓來這裡，只好自認倒黴，你不用說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共產黨就敢胡寫八寫，就是人家真是共產黨，你也不應該寫，你又沒有吃中統局的飯。你這麼一寫，害己害人，說不定你就走不了了，別人可還得進來，你這簡直成了人口販子了。”
“販賣人口!”小寧波在鋪上翻筋斗，學著叫販的口氣叫著，大家亂笑著，好像是給這位吳先生的一點示威。
他不服氣地說：
“我要不寫不行，上頭還嫌我寫得太少哩，所以我今天又想寫幾個上去……”
老吳在一邊，哈哈地說：“你這泥坑掉得深了，寫吧!”
他真的歪了頭寫去了……
我和駱，吳，這時都擠在牆角吃煙，老吳不能忘懷似的說：
“老天爺呀，世界上怎麼有這種糊塗蛋!”
小寧波在另一個角落裡翻筋斗，大叫著：
“販賣人口呀!”
（五）集體生活
秋老虎的餘威正厲，我們屋子裡人口繼續增多，現在又塞進來一箇中紡公司的染色工人小張，這是一個低額角，性情極端沉默的人，他在地上茫然地站了一下，看到伸向閣樓的扶梯，就爬上去了，三輪車伕老王和報販子老周兩個人躺在上面聊天，我們聽到他們三個熱切而低小的談話聲。
老駱說：
“我們這個屋子的秩序和治安得建立起來了。”
原來我們這裡大家有一種公約和制度的。我進來的時候，這裡還是一個“小社會”，人數又少，倒是頗井然有序的；在衛生上，原是小寧波的衛生部長，管理屋內一切清淨事宜，如倒尿桶，打水，拭地，洗碗，按人輪流值日，由他負責監督；再還有監察個人衛生情況，誰的衣服髒了，提出來請他洗換，如無衣服可換，就借穿難友的，以防止白蝨，保衛大家健康；老駱辦理外交，——這所謂外交者，物件只是兩個警衛和一個飯師傅，事項不外購物，添菜，“送禮”，再還有一種特別的事項：這裡原來不準家屬公開接見，就是勉強送一點東西來也很難，更毋庸說通訊；兩個警衛卻兼辦走私生意，術語叫“跑條子”，這是他們最大的收入所在。但是這又不能公開委託的，所以無形中形成了一種手續法，由一個老犯人總負接洽責任，彙集要跑的條子，在老犯人之間再大家一一討論一下。如條子是新來朋友的條子，一定得先明白他的案情，和跑條子的地方和他的關係。如是家屬顧忌自然少。如是親友，那就得考察一下了，第一得考察他和犯人的關係程度，有兩種人處絕不可去，一種是與特務有關者，一種是與他的案子可能牽連者；前一種人往往容易使事情暴露，後一種情形又有危及外面的友人的安全的危險，都是容易敗事的。然而在姓全和姓宴的兩個警衛之間卻各有範圍，互不相侵，各有一定“戶頭”的；在我們犯人之間，對於維持他們兩個利益上的收入平衡，還得費一點小腦筋，使他們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否則，利益一不均勻，他們就會發生暗鬥，造成僵持，而這種不幸的結果，吃虧的還是我們，截斷了經濟來源，因為雖然吃的共產官司，卻還得資產階級才配吃這個官司，因為手紙，開水，鹹菜，這些起碼物事不僅都得自掏腰包，在價格上受一層剝削，而且對於警衛的送禮，則簡直成了不成文的法律，否則，他不能讓你安生，我們抱著小不忍則亂大謀的見解，不得不湊錢進貢，——這錢，雖然都是血汗錢，眼淚錢，事實上，絕沒有一個資產老爺會吃這種官司的，而吃這種官司的，又都是不幸者，有人就有飯吃沒有人就沒有飯吃的各種肉體和精神的勞動者，往往有些都是家無隔宿之糧，和尚田銀行素相往還的癟人，一吃了這種官司，不但家破人散，無業無家，官司一吃長，家人們幾乎要轉乎溝壑的。所以這種錢，真是來之匪易，思之慘然的一種錢，但是小豺狗們還瞪圓眼睛伸手向你討，這簡直是謀財害命。我們之建立集體的經濟制度和生活制度，還是在錢上著眼的。因為有的難友根本毫無接濟，有的雖然似乎有接濟，卻不知牛年馬月才來一次，也可以說是沒有接濟，若不實施集體制度，有些人簡直非死不可，這一點，我們到是厲行“共產”了。這財政歸老吳掌管。這財政，衛生，外交三部，是我們的“建國”要務。現在人口愈益增加，所以老駱一提議，我們這個地獄王國的一體臣們一致通過了擁護這個集體生活制度的繼續實施，但為了使“新人”有“參政”和以資熟手的機會，各部添了一個“次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