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讀的專業是社會科學，跟上園谷弘教授學習對中國社會的研究，以致一九四八年冬天，當我從關押了經年的上海國民黨中統局特務監獄由友人輾轉託人保釋外出後，我在蟄居滬西鄉間一家農民閣樓上的兩個多月時間內，利用妻子和相知的朋友們多方為我借來的圖書資料（多半是日本學者的著譯），我編寫了一部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和經濟的專著。
這也是我多年在流轉生活中打滾時養成的一種習慣和嗜好：讀各類有關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書，以便能深入認識和了解我們這個國家的歷史和現實。
當時風聲日緊，我又不能安生了。
為此，我以賈有福的化名，用我伯父商行職員的身份，弄了一張“國民證”，離開恐怖的上海，避居到青島。
我在一家小客棧安身以後，從街頭舊貨攤上買的一大堆便宜的英日文外文書內，選譯了恩格斯的《住宅問題》，英國傳記作家奧勃倫的《晨曦的兒子——尼采傳》以及匈牙利作家維吉達的多幕劇《幻滅》。
但除過《住宅問題》解放初得以印出外，其餘兩本譯稿，都以不合時宜，未能印出。
到了一九五五年，命運又向我進行新的挑戰時，它們都在抄家時失去了。
我為它們的遺失惋惜，因為我喜歡這些作品，尤其是那本被稱為“一個負傷的知識分子”尼采的傳記。
一九五年開始，我到高等學校“插隊落戶”，當了文學教授，為了教學上的需要，也為了不甘寂寞，並且還為了弄些錢補助生活，“著書都為稻粱謀”，我又譯了幾種俄國和蘇聯的文學書。
其中那些寫於斯大林時代的文學批評和作家研究的蘇聯著作，它們的理論和學術價值，現在已由歷史作了公正的評判，只能作為歷史的資料而存在了。
而隨著一九五五年那場災難的來臨，我的短促的翻譯史也就結束了。
上述我那些雜七雜八的文學活動，只能是它們消耗我的生命力的一點歷史記錄，它們雖然寄託了我的理想、希望、愛憎和思考，但也只是如此而已。
說我是一個作家或譯家，那還差得很遠；作為一個學問家，更不夠格。
梁漱溟先生在《自述》中自我評價道：“我不是學問中人，我是社會上的人。”
其實這句話更適合於我，總的說來，我只是個浪跡江湖，努力體現自我人生價值和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
我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七十多年，眼看就要進火葬場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給我鋪設的坑坑窪窪的生活道路上，我總算活得還像一個人。
生命的歷程，對我說來，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過程。
我生平最大的收穫，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還比較端正。
一九八九年六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