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說我自己
我的人生檔案且說說我自己且說說我自己編者先生給我出了個題目：“說說我自己”，我聽了不禁失聲笑了起來，因為這是一個大家都面熟的老題目。從五十年代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以來，以迄史無前例的“文革”，在頻繁的以知識分子為物件的一浪高過一浪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接受過現代科學和文化，具有自己的獨立人格意識和思考精神的中國現代各類知識分子，在大一統的政治權力意志的支配下，被作為“改造”和“再教育”的物件，他們都得以深厚的原罪意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說說我自己”的陷坑中，掙扎圖存，以致往往被扭歪變形，甚至殞身亡命，釀成了一代人的人生悲劇，歷史悲劇。以至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以後，當中國曆史發生了重大轉折的新時期，他們步履艱辛，仍然驚魂未定，心有餘悸和預悸！
對我說來，頂著一個所謂“作家”、“教授”的招牌，當然在劫難逃，而且情況還比較突出。一九五五年那場“胡風反革命集團”鬥爭興起以後，我就大禍從天而降，蒙御筆親批為“分子”，捉將官裡去，以“欽犯”身份，“說說我自己”十一年；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我又被定性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押回原單位，作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監督物件”、“四類分子”、“階級敵人”、“專政物件”、“牛鬼蛇神”、“臭老九”以及什麼“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老反革命”、“孔老二的徒子徒孫”，等等，在“群眾專政”的紅色風暴下，“說說我自己”凡十有三年，前後共“說說我自己”二十五年。一九八年，胡案作為冤假錯案平反後，我由鬼變成了人，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我又被作為“作家、翻譯家、教授”，應一些編纂人名辭典的單位及個體以至英國劍橋的國際傳記中心來函來訪，要我“說說我自己”。因此，我真可以說是“說說我自己”的“專業戶”或老油條了。這不僅又使我想起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的美國教會辦的學校讀書時，我那些帶洋氣的同學常講的一句口頭禪：“人生本是toplay，何必終日study”，真有些玩世不恭的虛無黨味道了。但這次受《收穫》這個嚴肅的文學刊物的囑託，要我“說說我自己”，因此，我得避開過去老一套的報流水賬的公事公辦的手法，寫點我的人生際遇，以及對人生的一知半解的零碎感受，就教於今天的讀者朋友。
我雖然從三十年代以來，就開始學習寫作文學作品，並出版過小說集、散文集，也寫點劇本和雜文等，但我充其量不過是文壇上的一個散兵遊勇；雖然我甚至因文受禍，在新舊社會都吃過斷命的政治官司，但它們只能是我在崎嶇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零星的體驗和感受，我自己的一些思想和感情的浪花的自我表現，有的還是魯迅先生所說的“遵命文學”，真如向黃浦江小便一樣，它們沒有什麼影響力量，並且從五十年代以後，就基本做了“絕育”手續，實在算不得什麼作家，而且我也早忘了我自己還曾是一個作家。八十年代初期，我又蠢蠢欲動，試圖重新掙扎，寫了些小說和散文。當時，中國的政治大氣候雖然開始改變了，文藝界的小氣候似乎還未變，或者由於歷史的惰性，變得很慢。我是一個有“前科”的人，這又使一些編輯望而變色，甚至排了版還得抽下來。為此，除過一篇散文被朋友轉到香港《文匯報》發表，一篇小說被我們家鄉的文藝刊物登出，為我亮相外，此後我就很少寫這類東西，面帶微笑地向我從青年時就迷戀的文學創作告別，完全辦妥“絕育”手續了。
一九三五年冬，我熱血沸騰，在黨的影響下，參加了北平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當時國民黨政府釋出了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規定“凡在馬路上游行，散發反動傳單，呼喊反動口號，張貼反動標語者，格殺勿論，就地正法”。我為此被北平警察局逮捕關押，受到該局特務科的審判。我那個當商人的伯父，為此特地趕到北平，到處找門路營救我。我們家住山西呂梁山區，世代以經商務農為生，祖輩沒出過唸書人，和當官為宦的更不搭界。正是因為我伯父在大碼頭經商，辦的又是洋務，見多識廣，知道在現代社會知識的價值，因此，他才決心讓我們弟兄走出閉塞的山區到城市上學。三十年代，正是中國深受內憂外患、困擾最嚴重的時候，從國際大局看，也是世界上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包括作家，都仰慕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故鄉蘇聯，左傾成為世界性時代思潮的時候，我由於身處這樣的歷史環境，接受了這股時代思潮，又受地下黨的啟蒙和影響，由文學觀念的確立到投身社會運動，由報刊的文學投稿者變成“政治犯”，年方一十八歲，就身入牢房，嚐到了鐵窗風味。我的伯父，作為一個交遊廣闊的商人，終於輾轉託了一個官面上有權勢的人物，花了一千元銀洋和五十兩鴉片煙把我“保”了出來。但因為保單上還留著“隨傳隨到”的政治尾巴，為了避免“二進宮”，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伯父花錢買了一張大學法科經濟系的文憑，送我到日本亡命兼留學。臨行前，他囑咐我說：“你到日本住五年，每年我給你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你腦筋好，就學醫科；腦筋不行，就學銀行管理，將來回國以後我對你都好安排。千萬不要再參加政治活動了，你在中國參加這類活動，我雖然不認識官，但我有錢，錢認識官，官認識錢，老話說：‘千里為官都為財’，‘若要官都一般’，我還可以花錢託人把你保出來；你若是在日本鬧政治，被日本警察抓去，我花錢都沒法子花，因為我不認賈植芳青年時代識日本人。還有，你決不能娶日本老婆，因為生下小孩是雜種，雜種進不了祖墳……”但由於我生性頑劣，除過最後一條遵照不誤外，其餘都沒辦到，實在有違家訓。我參加了東京留學生的進步文化活動和李春潮、覃子豪他們辦的《文海社》，出版了《文海》月刊第一期，由上海印好寄到東京後，全部被日本警察沒收，我也陷進了東京都警視廳亞西亞特高系刑士（政治警察）的監視網中，不時受到這些不速之客的詰問和干擾，直到抗戰爆發後，我輟學回國參加抗戰。也是在這個時期，我從東京的內山書店內看到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叢刊式的文學雜誌《工作與學習》叢刊的頭一兩本，我從它的編輯風格和撰稿人員陣營中，驚喜地發現這是堅持魯迅先生所開創的戰鬥文學旗幟的嚴肅文學刊物，因此把自己的一篇小說寄去投了稿，從此結識了胡風，並在抗戰的烽火中結下友誼，誰知這就種下一九五五年那場文字獄的禍根，我們文學上的朋友竟被說成相互勾結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的團伙，他被御筆加封為這個莫須有的反革命集團的頭目，我則被定性為骨幹分子，這真是從何說起？雖然經歷了這場生死劫的大難，但正如我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小說選》上所說的：“我始終感激胡風同志多年來在文學上對我的熱情扶持和生活上的無私幫助。”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可以相信相交的真正的朋友。去年年初，我又對來訪的上海中新社記者說：“胡風為人誠摯正直，有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與歷史使命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對中國文學理論發展貢獻甚大。”這些就是我透過多年的生活實踐對一個可以相依相托的友人的認識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