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說我的妻子任敏的故事。
她被關押了一年多被釋放後，被分配到一個學院工作，她到該院報到時，該學院一位人事幹部對她進行了革命教育——要她照他們的指示辦事並和賈植芳劃清界限，回到人民隊伍來。
她沒有執行這個指示，為此，她又被流放到青海，並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會主義建設”。
她到了青海後，先是在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山村做小學教師，不到半年，又以為“胡風集團”翻案罪，被收監關押四年，直到一九六三年再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提前釋放。
但指定她不準回上海，只准到農村，“在貧下中農監督下，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
為此，雖然她是一個在城市長大成人的從未在農村生活過的女性，但她還是選定了到我的家鄉——山西襄汾縣南侯村落戶、改造，作了十八年在歧視下自食其力的農民。
直到七十年代末，胡風冤案得到初步平反，我開始離開勞改工地——校印刷廠回到中文系做資料員時，她才回到了相別二十多年的上海。
但因為過了二十多年的缺吃少喝的苦難日子，所以回到上海重新建立了我們一九五五年被政治風浪摧毀的家庭後，在一九九七年患了腦血栓病，臥床五年後，在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離開了這個世界。
正如一位老朋友在她去世後所說的“如非往昔遭那種迫害，她晚年又何至於患此絕症，悠悠蒼天，人間何世！”為此，我再抄錄我在原版《獄裡獄外》書中的序文中的一段話作為本書的收尾：
老年人喜歡憶舊，喜歡回頭看，因為人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紀，隨著體力與精力的日趨衰退，做事情越來越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是自然規律。
人老了和生活的接觸面就越來越縮小了，和複雜紛紜的廣大世界的距離越拉越遠，而和自己的主體世界的距離越來越近了。
在這種窄小的生活氣氛裡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沉湎在記憶中，從記憶裡尋找自己，認識自己，即是“我來到這個複雜的世界裡，這麼幾十個春秋，是怎麼活過來的，是為什麼而活，幹了些什麼，是否活得像個人的樣子”之類。
這倒不是要學時髦做深刻狀，而是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時代實在太複雜了。
近百年來，在這種歷史的震盪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價值追求，走著各自不同內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
我常這麼想：我們這一代吃文化飯的人，如果都潛下心來，寫一本直面歷史的真實的個人生活回憶錄，對歷史來說，實在是功莫大焉。
有了這份想頭，這幾年一直斷斷續續地寫著關於我自己的回憶錄。
我生於袁世凱稱帝的那年，年輕時曾自號“洪憲生人”，以後又經過了軍閥混戰、國民黨專制、抗日戰爭等時代，一直到高唱“東方紅，太陽昇”的新社會。
有緣的是我每經過一個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是認真地付出過沉重的生命代價的。
我在這個世界裡的追求、愛憎、信念以及種種個人遭遇，都可以作為歷史的見證，為青年及後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書更加豐富和實在的東西。
就抄到這裡，是為序。
關於作者賈植芳（1916年10月9日—2008年4月24日）：山西襄汾人，著名學者、“七月派”作家。
早年赴日留學。
抗戰爆發後棄學歸國，投入抗戰實際工作，並且堅持文學創作，成為“七月派”骨幹作家之一。
1946年6月始定居於上海，在震旦大學中文系任教。
1952年調入復旦大學任中文系教授。
1955年因胡風冤案被捕入獄，達11年。
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判處有期徒刑12年。
1980年徹底平反。
他長期致力於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成就卓著。
建國後歷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校圖書館館長等職。
先後組建了復旦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兩個學科。
著有《賈植芳文集》（四卷）、《近代中國經濟社會》、《賈植芳小說選》、《獄裡獄外》、《歷史的背面》、《劫後文存》、《雕蟲雜技》、《餘年筆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