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印象——一個老年人的自述
記得魯迅先生在一篇題名為《死》的雜文裡說過，中國人過了五十歲，就會想到死的問題。大概那個時候魯迅正在病中，“死”這個魔影開始侵襲他了。我們鄉間又有句俗話：“人老三不貴，貪財怕死不瞌睡。”也說到了死的問題。可見中國人無論智愚賢不肖，在這個自然規律面前，都有其共識與同感。讓我漸漸意識到自己臨近老年的標誌，是在我接受的信件裡，喜慶帖子越來越少，而訃文卻越來越多。這些訃文的主兒大多是我的同代人和比我年事稍長者，也有五六十歲的中年一代的人。遇到較熟的朋友故世，我也常常到火葬場去參加告別儀式，每逢這種場合，像我這樣拄著柺杖的三條腿角色，一般都被安排在前面一排的位置上，面對牆上用黑邊圍繞的死者遺像低頭默哀。每當這種時候，一種幽默感就會在我心裡油然而生：火葬場裡舊人換新人，獨獨牆上那顆釘子一成不變，今天掛了這張像，我們在底下低頭默哀，明天還不知道輪到誰在上面誰在下面。
所以我雖然進入人生的暮境，對死亡可謂是泰然處之。一次一位比我年長的朋友來看我，因為許久不見，我們在抽菸時，我問他：“還寫寫文章嗎？”他聽了竟漠然地說：“火葬場裡又沒有辦刊物的。”換句話說，對我們這類行將就木的老頭子來說，唯一前進的目標，就是快步或慢步地向火葬場走去。過去為了做文章吃過苦頭，到了這個時刻，也可以一身輕了。不過我的想法與他有些區別，既然活在這個世界上，要活著就要消費，為了付飯錢，就得為這個社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這也是一種自我精神安慰，並不是因為“人還在心不死”，還想撈點什麼帶到棺材裡去。
記得外國有個作家說過：一個人只要經過兩種出生入死的境界的磨難，就可以獲得自由了，這兩種境界就是戰爭與監獄。我生於亂世，有幸經歷過這兩種境界的考驗。抗日軍興，我從日本棄學回國，投身抗戰，曾在中條山前線軍隊裡做對敵日文宣傳翻譯工作，上下火線，也算是經歷過出生入死。那時候，經常是跟了部隊沒日沒夜地行軍，在槍林彈雨裡奔來奔去，也不覺得害怕。有時候長途行軍，背上背了一個煮熟的牛腿，腰間掛了一個大酒壺，沒日沒夜地，迷迷糊糊地跟著隊伍走，餓了割一塊牛肉，渴了就喝一口土造的白酒。人生就是這樣一步步地走過來了。再說監獄，也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驛站。我從小習性頑劣，不肯安分守己，走上社會後又接受了知識分子理想和傳統的蠱惑，總是拒絕走做太平世界的順民的道路。所以，命運之神對我的頑劣給了針鋒相對的報復：把我一次次投入了監獄。一九三六年初我在北平讀中學，因為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而被捕；抗戰後期我在徐州搞策反，被日本憲兵抓1950年賈植芳夫婦在蘇州虎丘留影到牢房裡，直到抗戰勝利才被釋放。到上海後不久又因為給進步學生刊物寫文章，以“煽動學潮”罪而被捉將官裡；轉眼到了解放，總算可以鬆一口氣了吧，且慢，批判胡風的烏雲又慢慢聚攏來了，終於到一九五五年，一場風暴把胡風和他的朋友一鍋端到監獄裡去了，我又舊地重遊，回到了相別六年的監獄裡。許多朋友在突然來臨的災難面前感到絕望，有的過早地去世，有的精神錯亂了，我因為有了前面幾次吃官司的經驗，所以雖然在苦海里浮了二十五年，還不至於被命運之神嚇唬住，我還是我。但在鐵窗裡夜深人靜的時候，每每捫心自問，也曾惶惑過：難道我這一輩子就是這麼度過？監獄裡的事情看得多了，人生的許多夢也做醒了，因而就像那位外國作家所說的，人就獲得了自由。
我十幾歲離開家鄉，以後一直在外面東奔西跑，國裡國外到過不少地方，其中待的時間較長的地方，除了監獄，就算上海了，如果把在上海監獄裡的時間也算上，那就更可觀了（這一點我的妻子沒有我幸運，五十年代後期她受到反胡風運動的株連，被流放到青海許多年。），我常常說，一個人年輕的時候是動物，可是到了老年就變成植物了，不能跑東跑西了。上海對我來說，是個奇異的地方，儘管我在這裡生活了半個世紀，但我的語言和生活習慣卻沒有什麼變化。我仍然操著十足味的山西土音，上海人乍聽起來覺得像一種外國話；而我的飲食，至今還是以麵食為主。對大米、海鮮等上海日常食品不感興趣。不過上海人對我的頑固不化並不感到驚訝，上海是個國內的移民城市，在二三十年代裡它的居民就是由各地來的移民組成的，甚至連一些冒險的老外也加入進來。它的各行各業的人員，都是外省人構成的。這就形成了活躍恢巨集的海派文化，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了全國文化的中心決不是偶然的。後來有了嚴密的戶口制度，海派文化漸趨枯寂。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海外來客和外省民工又漸漸多了起來，上海這才又重新活躍起來。我在這個東西文化交流匯合最活躍的資訊場所生活了幾十年，深深感受到文化開放的重要性。
我在一九四六年和妻子來到上海時，開始是一個靠賣文為生的知識分子，自然生活在下層人民中間。我以前對上海這個城市並不瞭解，只是從作家寫的上海生活的小說裡知道一些，但有三件名稱一直沒能搞清楚：“亭子間”、“老虎灶”和“老闆娘”。我在北方從來沒有見過這三樣東西。“亭子間”我想一定是帶有亭子的古代建築，是個美輪美奐的好場所。後來才知道亭子間是最不值錢的房間，多半是窮困潦倒的人所租住。“老虎灶”是上海一般市民泡開水的地方，但為什麼稱它為“老虎”，我百思而不解。至於“老闆娘”，我一直以為是老闆他媽。到上海後我首先住進了亭子間，開啟水也是找老虎灶，而且和弄堂口的各類煙雜店老闆娘打著交道。就在這些下層社會里我認識了上海。後半輩子我在大學裡教書和生活，被稱為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與市民生活又有了不同。尤其是近十多年來，因為年老體衰，腿腳不便，除偶爾的公務外，絕少進入市區，更不要說去鬧市區了，連老城隍廟也好多年沒有去了，儘管我很懷念這個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就這樣，我又漸漸地變成了住在上海的“鄉下人”了。
人生就是這麼兜著圈子，這麼顛顛簸簸地度過一生。現在我走路要用柺杖，談話要用助聽器，成了三條腿、三隻耳朵的人，有時想想，覺得自己像個《封神榜》裡的角色。回顧一生，自然感慨頗多。不過我並不怎樣後悔，就像俄國作家契訶夫說過的那樣：“如果再讓我活一次，人們問我：想當官嗎？我說，不想。想發財嗎？我說，不想。”不用說來世的事，就是今生今世，我也沒有做過當官和發財的美夢，走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人生道路。我覺得既然生而為人，又是個知書達理的知識分子，畢生的責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這個字寫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場日近之年，更應該用盡吃奶的最後一點力氣，把“人”的最後一捺畫到應該畫的地方去。一九九三年十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