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討論“胡風資料”。
承擔這一課題的廣西大學的一位姓陸的同志，他前一天晚上來看我，說：“我們承擔這個資料。
我們認為這是文字獄！把文學問題當成政治問題。”
那時候“冤假錯案”這個詞還不流行，但我們老祖先卻已經造好了“文字獄”這個詞，陸同志很率直地用上了。
現在看來倒很貼切。
他很氣憤地講了半天。
我沒有直接表示自己的意見，對他說：“老陸同志，開會時你們怎麼想的，就怎麼說。”
次日開會，我不提題目，因為題目還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批判材料”，我只說：“今天討論第三十三個題目，先由承擔單位廣西大學陸同志發言，大家提意見。
還是那句老話，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我說完後陸同志就站了起來說：“我們認為這是一場文字獄！把文學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看，脫離實際。”
那時候剛粉碎“四人幫”，許多人都受過苦，受過罪，大家說話都比較大膽，也比較活躍，於是就七嘴八舌議論起來，贊同的佔多數，也有少數不同意，說：“這是黨中央、毛主席定的案，怎麼會錯呢？”吵了半天，又得馬良春站起來收拾殘局。
他說：“胡風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由公安部處理。
我們只是來編資料，沒有權力處理這個問題。
我再講一件事情，在第四次文代會上吳奚如、聶紺弩要為胡風翻案，抱打不平。
事前周揚同志知道了，就找他們談話，對他們說：‘我們這次會議，目的是開一個文藝界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你們這麼一提，必然有許多同志不同意，就必然會發生爭吵。
這就失去我們開會的宗旨了。
我們的目的是開一個文藝界歡聚一堂的團結的大會，不是開一個吵架大會。
’我把周揚同志的話給大家提一提，大家不要爭論。
我們開的是學術會議，目的是把資料編好。”
我發言說：“我們的目的是把資料編好，對歷史負責，對歷史忠實。
大家心平氣和地從事實出發，把資料編好。”
會議開得很尷尬，大家不歡而散。
因為不識抬舉，所以還留了“尾巴”，揪住不放，一直到後來我給胡耀邦寫信申訴，才摘掉保留的“漢奸”帽子，而胡風一直到死，也沒見到自己徹底平反。
這使我想起我的一位老同事來，百花齊放時人家都紛紛激動地提意見，他一聲不吭，但後來還是把他也劃為“右派”，他去找領導理論，說：“人家發言的劃為右派，怎麼我不做聲也劃為右派？這是什麼道理！”領導一句話就把他頂回去，領導說：“你不講話，比他們講話的還厲害！你自己心裡清楚！”可憐我這位同事，一直到死心裡還不清楚。
我平反後，復旦中文系的一位老同事樂嗣炳來看我。
他是老左派，三十年代就與解放後擔任復旦大學校長的陳望道積極參加大眾語運動，因為他與陳望道都是搞語言學的，解放後各種運動也一直積極參加，但後來還是給弄成了右派。
聊天時他說：“老賈，我當右派還是開後門的。”
我覺得奇怪，問他：“人家升官發財有走後門的，你當右派怎麼也能是走後門的？”他說：“不是這樣講。
解放後我一直緊跟黨的政治路線，遵照領導指示積極參加各種政治運動。
反右時黨委書記來找我，說：‘你雖然不是黨員，但可以說是黨外的布林什維克，我們一直把你當自己人看待。
現在黨遇到困難了，黨的困難就是你的困難。
教授中的右派名額還短一個，就把你補上吧。
’我那時認為黨委書記對我說話真誠，自己也很感動，以為反右只不過是短時間的過程，很快就會過去，全然不知這右派帽子的厲害，一帶上，馬上被送去勞改。
這一去，可就是二十年。”
聽他們的經歷，好像是一場糊里糊塗的噩夢，又好像是一出荒誕劇，而我自己這次進京，就仍然帶著這場惡夢與荒誕劇的陰影。
就因為編“胡風集團理論資料”的不歡而散，閉會時，文學所現代組組長馬良春宣佈說：按上級指示，關於胡風和周揚的研究資料，決定暫時不編，如果以後需要編時再另行計劃。
到今天為止，這兩個人的研究資料編寫工程，如石沉大海，再無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