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會由林默涵主持，陳荒煤致悼詞。
悼詞裡提到：“李星華同志一九四一年透過家屬關係到達延安。”
我想起當時的情境，她與她的弟弟李光華及我的大侄子森林，都是我設法透過八路軍辦事處送到延安與我哥哥團聚的。
悼詞中僅說“家屬關係”而不提我的名字，顯然是因為我的罪名沒有撤銷，仍然是個**人物的緣故。
提起送李星華等人到延安，可真是說來話長。
有必要先說一下此前我的經歷。
一九三九年武漢失守以後，國民黨提出“溶共”、“限共”的反動政治綱領，清查因抗日關係參加國民黨軍隊或機關的共產黨員和‘左’傾分子。
其時我在中條山前線第三軍第七師做日文翻譯，有一天突然從一個祕書那裡得知上司打算把我送到洛陽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受訓”，實際上就是政治上的“清查”或“審幹”。
我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個左派，在部隊裡和他們採取同流不合汙的態度，而且在後方的進步刊物上投稿做文章，自然成了他們懷疑的物件。
我對這一套向來反感，因為我參軍是為了參加抗戰，不是來找生活出路或藉機謀個一官半職的，就以請假看母親為由，藉機離開了這個部隊。
接著從家鄉輾轉到了西安，在那裡因為朋友黃和材的幫助輾轉到了重慶。
在重慶街頭流浪的時候碰到了留日同學謝挺宇，他在《掃蕩報》當編輯，就接我去他那裡，在那裡我見到了曹祥華、朱劍農、謝爽秋、李哲愚、周治國等同學。
在日本的時候，他們都是進步同學，在顛沛流離中相遇，更加覺得親熱。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都是地下黨員，曹祥華是支部書記。
他們叫我不要走了，並在《掃蕩報》為我找了一個編輯的工作。
《掃蕩報》是國民黨的官方報紙，名聲不好，所以我對去那兒工作很躊躇，但曹祥華打消了我的顧慮，他叫我放心，說這是對我的信任。
我不是黨員，但是個左派，這一點他們都知道。
但是不久，我在《掃蕩報》做編輯就出了事，社長何聯奎找我去，說可以調我到重慶日本戰俘管理所去管日本戰俘。
我本來就不願在《掃蕩報》幹，更不願受他們調遣，所以藉口水土不服、想回北方回絕了。
曹祥華知道這件事後來找我，說既然你想回山西，我那裡有一個朋友吳歧，也是留日老同學，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局長陳卓的小舅子，你可以透過他的關係到山西新聞檢查處去工作。
曹祥華還開導我說，這些位置都是國民黨控制新聞喉舌的地方，我們應該儘量利用機會佔了它的位子。
他還說了一句很通俗的比喻，說這叫“佔著茅坑不拉屎”。
我當時很信任曹祥華，把他當成老大哥，就答應了他（我後來知道，曹祥華安排我和其他留日同學去《掃蕩報》和戰時新聞局工作的事，都曾經請示過中共西南局的領導同志，並得到同意。
這樣，我去這兩個機關工作，實際上是地下黨安排我去的。
但在胡案發生一直到我徹底平反，卻竟然成了我的一項揮之不去的罪名）。
這樣，他就引我去見吳歧，吳歧很高興，在見過陳卓以後給了我一箇中校的軍銜，任命我為山西戰時新聞檢查處副主任。
我立即動身，在一九四年二月份回到陝西省秋林鎮，這裡就是閻錫山的第二戰區長官公署和山西省政府所在地，離宜川縣不遠，半年以前，我正是從那裡獨步南下，現在又回到了那裡。
也就是在這裡，我才有機會和能力將我的嫂子李星華送到延安。
我在去秋林鎮路經西安時，找到了半年前與我結伴南下的老鄉王某，請他幫忙辦公。
我在那時也結識了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處長王世英同志，與他發生聯絡。
一九四年夏，我嫂子李星華在周作人的幫助下，帶了弟弟李光華和年幼的兒子森林，離開北平去延安，先由我在濟南經商的伯父派他的夥計送至山西汾城老家，再由我父親派一名長工把他們送到秋林鎮，在我處住了一個多月。
由於這一帶政治形勢複雜，有敵偽佔領區，有閻錫山二戰區，有國民黨統治區，我透過《新華日報》西安分館經理孫世義（沈穎）的關係，設法與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上關係。
常來這裡走動的王世英說，由他派兩個警衛員直接送他們到延安，不必繞道西安了。
但我考慮到我所處的環境複雜，稍一走動馬上會引起別人注意，所以只能託一名職員，作為親戚把她們送到宜川縣，再僱馬車到西安。
《新華日報》西安分館經理沈穎是我哥哥的同學，是留法回來的，我們早在北平相識，一九三八年夏天又在武漢相遇，我由重慶回山西經過西安居留期間，又無意間相遇，有了來往。
李星華三人到西安後，又在我家在西安開的鋪子裡等了近兩個月，才等到辦事處從延安開來的大卡車，坐上到了延安，和一九三八年就去延安的哥哥團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