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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檔案-----第21節:一九七九年進京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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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節:一九七九年進京記(2)

雖然我知道自己仍然是異類,還是受歧視的,但還是帶著這個身份去京了。

蘇同志給我們買的是硬臥車票,我也沒有什麼行李,就這樣出發了。

第二天天亮到京,車上上來一位穿幹部裝的人,問哪位是賈植芳同志,說是社科院來接我的。

又問我有什麼行李,他可以替我拿。

我說除了兩包蹩腳煙外,沒有其他行李。

出了站,我的侄兒侄女們都在外面排了一隊在等我,我的大侄兒的女兒,已經上小學了,也一起來了。

我哥哥在社科院工作,知道我要進京,所以派他們來接我。

不過當時我還認不出他們——幾十年沒有進京,我的哥哥已經是“兒女忽成行”,而且都已成人了。

那個幹部向我逐一介紹,這是你的大侄兒,那是你的二侄女,那個又是誰誰。

自己的親屬讓不認識的人來介紹,聽起來有些滑稽,可是當時確實是這樣的情況,我們感覺也是挺正常的。

這件事過去快二十年,才回味出當時的情境所包含的滑稽與悲苦。

幹部介紹完後,先開汽車帶我去哥哥家。

我們哥倆多年沒見面,聽說我來,哥哥一宿未眠,見了我後又是一番激動。

那時我的嫂子李星華剛剛去世,哥哥本來就很悲傷,見了我更是相對黯然。

不過去京開會,時間安排非常緊迫,我們兄弟也沒有時間話舊。

那天在哥哥家吃了一點早點,那個幹部就帶我們到了總工會的招待所。

這時文研所的同志已經來了,由他們安排招待我們,所裡的一個工作人員把我帶到樓上,安排我住宿的地方有客廳、沙發、地毯等等,在當時算是很高階的地方。

我說我們同來的還有一位同志,社科院的人說:“他不能住這兒,我們對他另有安排。”

我知道我的身份,也知道同來的同志身負監督我的責任,就對他說:“我們同來,有共同的工作要商量,分開住不大方便。”

於是他就帶我們去安排了一個較差的雙人房,自然客廳、沙發、地毯等都沒有了。

他們安排好我的住房後,一位工作人員對我說:“你要外出,就請先關照一聲,我們準備車子。”

當時文學所的所長是陳荒煤,副所長是許潔泯。

第二天就開了個預備會,指定各專題的負責人参加,蘇同志就不能去了。

開會是潔泯講話:“各位同志來了。

我們這是預備會。

今天被邀請參加的都是主席團的當然成員。

作家專集都已分配好,這次開會是研究社團、流派、論爭部分。

我們開會也不舉行什麼儀式了。

共有三十四個題目,我們擬定個討論程式。

正式開會後,上午、下午、晚上大家都開。

我們擬個名單,每次開會討論一個題目,由在座的各位分別主持,先由承擔單位報告,然後大家提意見。

目的是把這一套材料編好。”

第三十三個題目赫然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研究批判”(自然以後又不能不改動,先是改為“胡風集團研究材料”,以後又改為“胡風等人文學理論材料”),宣讀名單時,我才知道由我主持第三十三個題目的討論。

我經歷的事情多了,“政治經驗”豐富,知道這裡有文章。

會上他們對我的生活待遇的安排,我心裡很清楚,是事先就商量好的。

從對我的高規格的生活安排和對我主持的選題的安排,這讓我想起魯迅先生的話:“當你並不認識的人向你笑的時候,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當時還是個資料室管理員,頭上還帶著“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的政治帽子,並未平反和恢復原來的職稱待遇,這次對我的安排,其中必有內情。

我是個久經政治風浪的人,也是個有一定政治社會鬥爭經驗的人,他們要看看我經過二十多年的關押與勞改,是否把我改造過來了。

我多年來雖然“身在奴中”,但我的精神並沒有被奴化,我仍然保持著人格的獨立性和清醒的頭腦。

我不住他們安排的高階房子,出門不通知他們,也不用車,以及下文就要提及的在會議上對“兩個口號論爭”、反“胡風”問題等等不表態……

話說那天議程安排好後,主持會議的許潔泯說:“今天大家休息半天,明天舉行李星華同志的追悼會,賈植芳同志要去參加,我和陳荒煤同志也要去參加。

我們休會一天,大家休息休息,也可以去探親訪友。”

第二天我先去哥哥家,碰到了我的一個堂弟,他是行伍出身,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曾經在朝鮮戰場上負過傷,復原回國後先在地區當人民銀行行長,以後調了工作,任地區科研處處長。

這次他也特地從山西老家趕來了。

多年不見,他告訴我他從朝鮮回來,在大連結了婚,丈人是開菜館的。

他說:“二哥,我現在已經不叫小名了。

我現在叫賈學忠。”

我奇怪道:“你什麼時候改名的?”他說是在部隊時領導改的。

我又奇怪道:“你在部隊才掃了盲,怎麼能當科研處長呢?”他說:“二哥,這有什麼稀奇!當了七年了,當得很好呢。”

我才知道自己被封閉的時間長了,外面早已改天換地,我是跟不上這個時代了。

聯想到出車站時那由別人介紹自己親屬的一幕,恍然猶如身在一個荒誕的夢中還未醒來。

開追悼會時由我與堂弟照顧哥哥,攙扶著他。

在貴賓休息室,哥哥向大家介紹我說:“這是我的弟弟賈植芳,復旦大學教授。”

其實我當時還沒有恢復原來的職稱和待遇,頭上的“帽子”也還沒有摘除。

參加追悼會的文化界的人士很少,基本上都是各方面的領導幹部。

哥哥介紹完畢,幾乎很少人反應,只有旁邊一個人從沙發上站起來,向我做自我介紹說:“兄弟是廖沫沙。”

並和我握了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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