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作為知識分子，我被迫遠離了文化和書籍，身邊除掉“請來”的《毛主席語錄》以外，還有三卷本的《毛澤東選集》，蘇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兩卷本的《列寧選集》等，這些書是我一九五五年被抄家後發還的“剩餘物資”，因為是馬列主義的經典，不好沒收，於是就一直帶在我身邊。如果在解放前，國民黨抄家時找到這些書，肯定會作為犯罪證據。這也是新、舊社會的重大區別之一吧！因為無書可看，我只能反覆閱讀列寧的《左傾幼稚病》、《災難年頭的辦法》等等。這些書給了我思考的材料以及新的啟發，而思考使得我獲得了新的勇氣和力量，所以二十多年的重重苦難並沒有壓滅我的生命火焰，反而激發出我旺盛的生命活力。不過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並非所有的馬列經典都是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可以看的。一次我在閱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時，被監督人員發現，他們說：“反革命分子賈植芳！你膽敢看我們偉大領袖的《論持久戰》！你真是賊心不死，想與黨和人民打持久戰，進行長期的對抗！”閱讀毛澤東的著作竟然成了我的新罪行，成了所謂“階級鬥爭新動向”，他們立即對我進行了大規模的批鬥，我遭到猛烈的拳打腳踢。
1981年10月13日與諸友人在上海龍華醫院探望來滬治病的胡風先生
從“幹校”回來，我有時可以去市區走走，看到當年繁華的上海如今變得好像荒涼的農村一樣。昔日的大小商店，大多變成了民房，偶爾有個商店或合作社，也很早就關了門。貨架上的商品只有一種色調，而且還得憑居民的票證來購買。那時候有各種各樣的限量供應的票證，諸如糧票、布票、油票以至肥皂票、香菸票等等，甚至還有草紙票。昔日華洋雜處、中外交流頻繁的城市，如今連一個外國人的影子都沒有，聽到的只有“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的革命歌曲，外地人也絕少見到。八十年代以後，我才知道因為實行嚴格的戶口制度，外地人是不準輕易流動到上海的。我想起五十年代末在監獄裡看報紙，看到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我的一位同事因為說了一句“解放前人是動物，可以跑來跑去；解放以後，我們倒成了植物了，不準動了”，就被打成“右派”，罪名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戶籍制度”。因為久被隔離，面對這些“新生事物”，我好像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度。而一到傍晚，滿街的行人，大概是下班回家——他們穿的不是藍色就是黑色或者黃綠色的衣服，本來色彩豐富的城市被改造成了只有幾種單調的顏色，說起來也真是“改天換地”。這些藍色、黑色或者黃綠色的衣服都是制服，分不清男女，這讓我想起自己幼年時在晉南家鄉——一個山村時讀北朝樂府詩《木蘭辭》中的一句詩：“安能辨我是雄雌”。想不到一千多年後，這句詩竟然以這樣一種方式變成了現實。男女老少或者行色匆匆地趕路，或者擁擠在車站前等公共汽車。昔日繁華熱鬧的電影院、大戲院，如今只有樣板戲中阿慶嫂或者楊子榮的唱腔飄出，在淒涼的街道上，使人感覺好像走進了深山。七八點以後，街上就一片死寂，偶有行人或遠或近的腳步聲打破沉寂，接著又復歸於一片死寂，不多的幾盞燈發出昏黃的燈光……
上海彷彿又回到了開埠以前荒涼的漁港與農田，它不再是一個“海”，而成了一片“死水”，散發出僵死的嘆惜……這個僵死了的城市彷彿在做著沉沉噩夢……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結束了長達十幾年的被“監督勞動”的生活，回到復旦大學中文系資料室。我的遠在山西家鄉做了十八年農民的妻子也終於回到了我的身邊。單位給了我們一間房，這才算又有了一個自己的家。一九八年底平反後，我們的居住條件才有了新的改變，恢復到一九五五年我們被捕前的生活環境，也是獨門獨戶。當年被捕時我們都還是三十來歲、風華正茂的青年，經過一浪又一浪的政治風波，我們都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回頭看這一生，我發現自己從小就不是循規蹈矩、唯唯諾諾的順民，進入社會後，又接受了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使命感和正義感，追求精神自由和社會進步，所以我的一生歷盡坎坷，每當中國社會處於歷史性的轉變關頭，我總是在監牢裡（我一生四度入獄，兩次都發生在上海，這也是一種緣分吧！）——一九三五年，我在北平參加了“一二·九”愛國運動而被捕入獄，一九三六年出獄後流亡日本，一年多時間後，抗日戰爭爆發，我棄學回國參加抗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投降，翌日我從徐州日偽警察局特高科監獄裡走出來；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在上海從國民黨中統局的監獄中出來以後，避禍青島，不及一年，國民黨政府垮臺，蔣介石逃到臺灣，大陸解放；一九六六年五月，我被判刑後，押回原單位接受“監督改造”，不到一個月，“**”發生；一九七八年我被解除“監督”，一九八年平反，中國步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現在當我顫抖地握著筆寫作時，我們夫婦都已八十多歲，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