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捕後，審訊人員要我檢舉胡風，說是“立功自贖”。
我決不出賣朋友，用朋友的血來洗自己的手，換取自己的“自由”。
這隻能是那些猶大們才能心安理得做出的勾當，我決不會做這樣出賣自己的人格和人性、有辱我的做人準則的事情。
一九四七年不會，一九五五年同樣也不會。
所以只好坐在新中國的監獄中，繼續聽天由命。
審訊人員的要求讓我恍然覺得一九四七年的情境又一次再現眼前：那時國民黨的特務要我帶他們去抓胡風，以此作為釋放我的條件——我這才切身體會到中國的歷史演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才真正懂得了歷史的複雜性和曲折性。
重新審視我青年時代的人生選擇和歷史追求，我才知道我是一個十足的理想主義者，並且開始走出歷史的烏托邦。
在監獄裡被關押了近十一年，“文革”前夕，我被判刑後又被押回到原單位復旦大學印刷廠接受“監督勞動”近十三年。
在這裡，頭頭們安排了三個工人監督我。
他們和我住在一個房間裡，我被完全剝奪了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間。
“三秋”、“三夏”時節，他們把我帶到附近各縣遊鬥，同時參加農業勞動。
平時在印刷廠，我每天七點鐘就得出去上工，幹最苦、最累甚至最危險的活，晚上才能回宿舍。
監督我的工人要我侍候他們，去給他們開啟水、買菜票、買肥皂，都得我自己出錢。
我每月只有三十元錢，還要給遠在山西農村做農民的妻子寄去十元錢。
但在這種環境中，我還是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堅信自己無罪，而且總有一天，歷史會還給我們清白。
別人不把我當人，可是我自己要把自己當人看。
我雖然是“奴在身者”，但並不是“奴在心者”。
看著那些批鬥我凌辱我的人，我覺得他們比我還要可憐。
他們是“奴在心者”，是真正的奴隸。
我常常想起當年的“政治犯”耶穌在被押著走向刑場時對那些沿途向他擲石頭的人所說的話：“上帝原諒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時候我為自己定了一些規矩：平時我抽八分錢一包的“生產牌”香菸，每次挨批鬥以後，我就花一角二分錢買一包“勇士牌”香菸；我一般只吃幾分錢一頓的萊，每次挨鬥之後，我就買一塊一毛四分錢的大排或者一塊一毛三分錢的大塊肉吃，自己犒勞自己。
“文革”後期，從“五七”幹校接受“監督勞動”回來以後，監督我的由三人變成兩人，而且監督也變得稍微寬鬆一點了，我偶爾可以被批准到市區去走走。
有時我利用到五角場買日用品、洗澡、理髮的機會，到附近的小飯館買上三兩八分錢一兩的土燒酒，兩毛錢的豬頭肉，半斤陽春麵，為自己舉行一場盛大的“宴會”。
那時候，買食品都得憑糧票購買，我每月只有二十八斤糧票，乾的卻是重體力活，體力消耗相當大，所以每頓都能吃八兩（這在我是此前、此後都沒有過的飯量），每月的糧票都十分緊張，不夠吃。
那時候，沒有人敢借給我一分錢，一兩糧票，我像是生活在荒無人跡的孤島上一樣。
我的妻子任敏獲知我從監獄裡出來的訊息，從千里之外的農村來探望我。
她在農村沒有糧票，我一個人的糧票供兩個人用，不夠吃。
任敏經常對我說：“你少吃一點，這樣我就可以多住幾天。”
但她呆了沒多久，就不得不返回山西，卻並非是因為少吃多吃的問題。
那時候，一起受監督的一位“牛鬼蛇神”為了戴罪立功，向監督小組揭發說：“任敏這個女人不簡單，她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聯絡員。”
監督小組發現了這個“階級鬥爭新動向”，豈能輕易放過，於是召開批鬥會批鬥了我一頓，最後說：“‘反革命分子’賈植芳的臭老婆還不快滾回去！”任敏只好又趕快回了山西。
後來碰到我的“同案犯”張禹，我才知道了另外一些與這件事異曲同工的事情。
張禹是安徽省文聯副主席，在一九五五年事件後他被下放到皖北勞改。
三年災害期間，當地的人要外出討飯，還得到鄉政府去開證明，鄉政府查明誰根正苗紅，才准許誰外出討飯，算是一種政治待遇；而各種“有問題”的人，連討飯的權利都沒有。
這讓我想起身為“牛鬼”的日子，不但被剝奪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甚至連像牛郎織女那樣鵲橋相會的一點可憐的權利也沒有（我的妻子來上海前，同村的人開玩笑說：“你這是織女去看牛郎。”
任敏把這句玩笑話講給我聽，我聽了後對她說：“不是牛郎，是牛鬼！”）。
後代的人看我們這段歷史，會覺得荒謬，不可思議，在當事者的我們看來，卻不知該是笑，還是淚。
也許歷史就是這樣“笑”和“淚”交織在一起的吧？啊，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