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剛解放，我們夫婦得到訊息，就又回到上海。
那時我們覺得在新社會里，上海一定會有新的氣象。
我們懷著滿腔熱情，準備為建設新中國奉獻一切。
這時有朋友建議我去北京弄個一官半職。
我對從政不感興趣。
早在我初來上海時，在胡風家中碰到馮雪峰時，他就對我說：“你性格豪爽，經歷豐富，在上海賣文為生實在可惜了。
你應該做個幹部。
你到張家口去，我給黨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寫個信，你去後至少是個縣長。”
可是我對從政根本沒有興趣，所以就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
我的妻子任敏也不贊成我當官，不論在解放前還是解放後，她都對我的那些朋友們講：“誰要是拉攏賈植芳做官，我就不准誰進我的門！”我希望留在上海，一方面能夠有一個安寧的環境寫作、翻譯，繼續當個自由的作家，好在剛解放時出版業還非常興旺；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結束長期居無定所的流浪生活，有個安定的家。
那時我還沒有想到後來會到大學裡去當教授。
直到一九五年秋，當時在全國文協（即現在的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任專職祕書的梅林來找我說：上海雖然解放了，但是一些教會學校還是帝國主義勢力的地盤。
震旦大學的學生黨員（也是地下黨支部書記，當時雖然解放了，但是許多黨員的身份還是保密的）鄭康林透過文協邀請一些進步作家去震旦當教授，讓進步力量滲進這個法國天主教會辦的大學。
這樣，我就與梅林、王元化一起進了震旦大學做兼職教授，教授兩門課程。
我們這次到上海後，開始住在新亞酒店，等住了一段時間，我嫌這裡人多嘈雜，就設法搬去蘇州住了一些時間。
在震旦兼職的時候，每個星期坐火車來上海三天，剩下的時間在蘇州閉門譯著，過得倒也還自在。
到第二年，新文藝出版社成立，王元化和梅林分別去就任總編輯和副總編輯，離開了震旦，我留下來，做專職教授，後來又任中文系主任，講授的課程是蘇聯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讀。
那時胡風家住拉都雷米路（今復興中路永康路），他希望我們能住得近些，我就近在西愛鹹斯路（今永嘉路）找房子住下。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我調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住在復旦第五宿舍。
當時中國的高校按蘇聯的教育體制在各系成立了教研室，我就兼任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並講授四門課程：蘇聯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世界文學和文藝寫作；結合教學，我還翻譯了幾本書。
在這裡剛過了幾年安寧日子，我就被捲入了一場始料不及的滅頂之災中去了。
一九五五年，“胡風事件”發生後，我們夫婦先後被公安機關逮捕。
我又回到了闊別六年的監獄，舊地重遊，感慨良多。
我先被關押在盧灣區建國路華東公安部監獄，後轉到南市車站路上海第一看守所。
我妻子任敏被關押了一年多釋放，被分配到科技出版社當校對。
那裡的一位人事科長（我敬祝這位同志萬壽無疆！）勸她與我劃清界限，站到人民一邊來，任敏沒有遵從。
按當時的政治語言講，這是對抗組織，或目無組織的大逆不道的行為或罪行，因為黨是領導一切的，黨員幹部就是黨的代表。
這樣，她就被剝奪了在上海的居住權，流放到青海一個少數民族雜居的山村當小學教師，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會主義建設”。
她到青海不到半年，上海有關方面發來公文說：她在上海出獄後，提出要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翻案。
這樣她又被扣上“反革命翻案”的罪名，在青海的監獄裡關押了四年，受到種種非人的虐待。
直到一九六三年，因為大災荒，監獄裡犯人的口糧供應不足，她才又被下放到我的家鄉——山西省襄汾縣侯村當了十八年農民，以戴罪之身，生產自救。
任敏出獄後，本來除過不準回上海外，可以有很多去處，但她還是選擇了去我的家鄉，一方面是為了照顧我的年邁的父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相信我們無罪，我的問題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她要等我。
傳說薜仁貴徵西，十幾年沒有訊息，他的妻子——出身於宰相之家的王寶釧拒不聽家人的勸誡，在寒窯裡苦守十八年，等丈夫歸來。
這兩個故事雖有相似之處，可故事的人物和背景卻判然有別：一個是古代帝王將相的傳奇故事，另一個卻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真實命運。
像我們這樣的故事，在有類似遭遇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一定還有很多、很多……在二十多年的茫茫苦海中，除過妻子任敏給了我一些慰藉之外，這個世界對我來說是一個冰凍的世界。
她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所以她去年因腦血栓住院治療後，我一個人在家感到心緒不寧、百事俱廢，直到她病情得到控制，回家休養，看到她的身體日漸恢復健康，我才能靜下心來，處理堆積在案頭的信債和文債，我們兩人的生活秩序才得到了正常的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