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來上海以前，我與這個城市已經有了不少因緣，對之也有了一定的瞭解。
三十年代，我給上海的《申報·自由談》寫過文章，透過各種上海的出版物——新文學的與鴛鴦蝴蝶派的——我也對上海的歷史與文化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
而一九三七年九月我從日本坐法國船回國，目的地本來就是上海，在中途獲悉吳淞口被日本人的炮火封鎖了，這艘船要轉赴越南河內。
船行至香港我下來，準備轉道回到內地參加抗戰。
在香港我寫了一篇《神戶急行列車》，記錄與描寫了我坐火車由東京到神戶沿途親眼目睹的日本戰時動員的瘋狂狀態。
我把這篇文章寄給上海《大公報》社辦的《國聞週報》，後來在該報的《戰時特刊》上刊出。
我有一個與胡適相似的癖好——歷史癖，所以抗戰勝利後，在我終於可以來上海之前，曾翻閱上海地方誌一類的書籍研究了一番，發現上海的繁榮完全是近百年的事情。
在明代，上海還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鎮，清初它也只是個三等縣，一直到了晚清，滿清政府腐敗無能，國勢衰微，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迫使清政府取消海禁，開放口岸，上海成了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帝國主義的最重要的租借地，此後它才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西方侵略者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設計上海，在短短的百年時間裡，使之躋身於世界大都市行列。
歷史總是充滿著悖論：一方面西方列強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侵略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另一方面，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和報刊、出版事業也隨著大炮和教堂傳入中國——這就是所謂的歷史的副作用。
在上海這個東方魔都，這一點尤為明顯。
這正如馬克思在《不列顛的印度的統治》一文中所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革命，即消滅舊亞細亞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奠定西方社會的物質基礎。”
西方的侵略破壞了中國長達幾千年的亞細亞社會的基礎，動搖了封建專制統治，可也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帶到了中國。
上海是西方列強在苦難中國版圖上所建立的一塊經濟和文化飛地，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中，這個華洋雜處的城市卻得到了畸形的發展。
當時對我來說，最感興趣的是這個城市的文化所具有的獨特的性格。
“海派”文化是移民文化，具有鮮明的開放性、相容性與現代性。
那時的上海與世界文化是同步的，真可謂“國際上刮什麼風，上海就起什麼浪”，東西文化交流異常活躍；西方社會流行的社會思潮、消費趣味很快會在上海興盛起來。
對於我們這些不願依附任何政治組織，而想以寫作為生的自由知識分子來說，上海發達的新聞出版業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現代的文化出版就成了上海灘相當活躍的行業，形形色色的文人都可以在這片廣闊的文化市場施展身手——不論你是保守的，還是進步的；官方的，還是民間的；民族的，還是買辦的……上海是一片無垠的“文化大海”，它具有吞吐百川、融匯眾流的恢巨集氣象，是中國知識分子大顯身手的地方。
在這裡，傳統的“文人”慢慢擺脫了對官方的由人身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而成為自食其力、具有獨立人格的社會個體，這是一種歷史進步的現象。
那些以賣文為生的職業作家階層漸漸壯大起來，並在中國現代政治、文化、思想、文學的歷史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抗戰勝利後的我，已經有了時間不短的文字生涯，我想到上海這個“文化大海”中一試身手。
促成我決定來上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我與胡風的關係。
一九三七年我在日本讀書時，在東京內山書店看到了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的第一輯，題名《二三事》，正是以魯迅先生的遺文《關於太炎先生的二三事》來命名的。
從它的編輯風格及撰稿人員的陣營，我認為它是一個堅持魯迅文學傳統的左翼進步陣營的刊物，因此把我的一篇小說《人的悲哀》寄給了這個雜誌，其內容正是我自己在北京時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而被捕入獄後的監獄生活中的人生體驗。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雜誌的編者是什麼人。
過了一些時候，我收到了這個叢刊的第四輯《黎明》，我的小說登出來了，同時收到了編者胡風的一封熱情洋溢的來信和三十多日元的稿費。
抗戰開始後，我回國參加抗戰。
在戰爭中，胡風在艱難的處境中創辦了《七月》雜誌，我繼續給他投稿，並被他聘為特約撰稿人，但並沒有和他見過面，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我從北方顛沛流離到了重慶，才與胡風由神交變成了親密無間的朋友。
可是沒有多長時間，我又到了西北。
一九四四年離開西安時，我把在西北寫的一些小說、散文寄給胡風，此後有一段時間斷了聯絡。
抗戰勝利後，我從徐州日偽監獄中出來，從重慶復原上海的《大公報》上得悉胡風已經回到了上海。
他在重慶所辦的《希望》雜誌也將轉移到上海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復刊，在重慶出版的四期也一起重新出版，在目錄上我看到我離開西北時寄給胡風的文章都已登出。
我給胡風寫了一封信，恢復了投稿與通訊聯絡。
收到他的回信，令我十分高興。
胡風在信上對我有一個簡明而生動的概括，他說我是個“東南西北走”的人，這與我對自己的認識可謂心心相印：我不是一個願意安坐於**寫文章的書生，而是一個喜歡在人生之海中游泳的“社會型”的人，我不願有一個固定的職業，而想做一個來去自由的作家。
胡風敏銳地看出了我性格中的這個特點，他來信特意說我這些年的經歷非常豐富，可以作為寫小說的材料。
他希望我能靜下心來，把這些東西都寫出來。
這也是促成我決定到上海來的一個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