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上海，我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雖然我與這個城市已經有了不少的文字上的聯絡與觀念中的瞭解，但對上海的具體生活，卻並沒有切身的體會。
來到上海，我們夫婦在胡風家裡住了一陣。
他家當時住在雷米路文安坊六號。
在這裡我們住了約半年時間，因為在重慶的一段時間裡，我們早已是聲氣相投的朋友，所以兩家相處得十分融洽。
說到這裡，順便補記一件事，供有鑑事識人興趣的朋友們參考：我們夫婦一下火車，到胡風家時，正是上午，剛好碰到從延安來的周而復與劉白羽兩位也在。
當時正值國共和談時期，他們以新華社記者的身份來滬。
周、劉兩人都在胡風辦的《七月》上發表過文章，而我是《七月》的主要撰稿者之一，所以過去都讀過彼此的文章。
我們是同行，年齡相仿，又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所以這次聚會興致都很高，把我從徐州帶來的五斤雙溝大麴都喝光了。
可近來我讀梅志大姐寫的《胡風傳》，方知一九五五年“胡風事件”發生時，帶公安人員逮捕胡風的，就是這位劉白羽同志！這不禁讓我想起魯迅先生的兩句詩：“一闊臉就變，所砍頭見多。”
魯迅先生是對中國社會歷史認識極深刻的人，他寫此詩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
誰知此言在一九四九年之後，“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竟又變成了生活現實！這不啻是一則歷史的預言，真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
而那位解放後曾任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的周而復同志，一九五三年胡風舉家遷京時，他代表統戰部送他們一家到車站。
我和任敏也去送行。
車行後，車站頓時冷清下來，這位周同志沒有和我們打招呼，兩眼朝天，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
也許他自以為是上海的主人，我們在他面前，已經可以視若無物了；雖然在並不太長遠的年代，他和我們還曾是觥籌交錯的朋友……我現在還能記起這位周副部長當時的形象：一身筆挺的毛料中山裝，頭髮光光，皮鞋鋥亮，雙手反背，昂首挺胸，揚長而去……
我在胡風家居住期間，除了寫作之外，還給胡風主辦的《希望》雜誌看看稿子。
當時所登的文章，除國統區的以外，還有解放區的作品，這些作品一般不是由作者本人投寄的，而是透過組織關係，由解放區的領導帶過來的，目的是擴大解放區的影響。
一次，胡風把一疊稿子交給我說：“這是王若飛同志從延安帶來的，你看如果這些作品都好，就給出一個集子。
如果只有幾篇不錯，就在《希望》上發表。”
這些作品中有孔厥的《受苦人》，晉駝的《結合》等。
孔厥的作品我曾在《七月》或《希望》上讀過，對他有印象；而晉駝卻是陌生的名字，我看後覺得都不錯，無論題材、寫作手法、語言運用都有自己的特色，於是就把他的作品結集作為《七月文叢》之一出版了。
雖然我至今還不認識晉駝其人，可是這件事情幾十年後卻給我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
“文革”前夕，我被以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的罪名判了十二年徒刑，押回到復旦大學印刷廠接受“監督勞動”。
七十年代末，我的案子歸復旦大學黨委監察委員會接管負責複查。
校黨委監察委員會的一位幹部曾來找我說：“你有一條餘罪，沒有交代過。”
細聽之下，才知道這條所謂的“餘罪”指的就是我在胡風家裡居住期間，編過晉駝的小說集。
我聽後，大吃一驚：我認為這個根本沒有交代的必要，因為我當時是在國統區替解放區宣傳文藝作品，是冒著生命危險的。
即便這是“犯罪”，犯的也是國民黨的“罪”。
這讓我想起一九四七年國民黨特務抓我時，說我的罪名是替“共匪”宣傳，是“共產黨的走狗”。
這件事情要查，也該是國民黨特務來查，想不到卻是你們來查我！我覺得又氣憤又好笑，就對他說：“這本書圖書館裡有，你找來看看是什麼樣的書，算不算我的罪行！”此事後來就沒有下文了。
說起這段歷史，我又想起在上海這麼多年，我跟後來在“文革”中成為“四人幫”中兩根“棍子”的姚文元和張春橋竟然也見過數面，只是他們當時還沒有露出“棍子”的架勢。
這裡順便插入幾則有關他們的軼事，以供對野史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我住在胡風家裡時，與文藝界的人免不了要打交道。
那時姚蓬子在延安路開了個“作家書屋”。
姚蓬子這個人我以前就知道，三十年代的時候他還是左翼作家，出版過小說集《剪影集》，翻譯過蘇聯羅蒙諾夫的《沒有櫻花》等等。
後來我在北京讀中學時看到天津《益世報》上登了半版的一篇文章，題目赫然是《姚蓬子脫離中國共產黨宣言》。
到上海後胡風在聊天時對我說：姚蓬子這個人在南京的監獄中“悔過自新”，國民黨對他很滿意。
中統局的局長徐恩曾給了他一些錢，讓他回上海辦了個《世界文化》，但是文藝界的人士很看不起他，所以他在上海也打不開局面。
等到抗戰爆發，國共合作，延安認為他和國民黨有關係，他原來又是我們這方面的人，有出版進步書籍的條件，所以一九三八年姚蓬子就在漢口辦了個“作家書屋”，勝利後搬到上海愛多利亞路（即今延安路），也出過一些進步書籍，如周而復主編的介紹解放區文藝創作的《北方文叢》。
記得其中收有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賀敬之等的《白毛女》，柳青的《種穀記》，馬加的《滹沱河流域》，艾青歌頌邊區勞動模範的長詩《吳滿有》。
姚蓬子那時是上海印刷同業工會的主席，他利用自己和國民黨的關係，配給的紙張非常多，囤積起來轉賣給其他出版商，很發了一筆財，所以買了房子。
他的書店在愛多利亞路有三間店面。
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兒子，當時還是中學生，與胡風的兒子曉谷是同學，所以有時候我也能看到。
想不到一九五五年在胡風事件發生後，時任共青團盧灣區宣傳幹事的姚文元“金棍子橫空出世”，因為寫反胡風的文章被當時主持上海市政的“好學生”柯慶施與張春橋看中，此後在歷次運動中一馬當先，大寫批判文章，十年動亂中竟然躋身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
解放初，姚蓬子為了賺錢，找來一些“託派”做廉價勞動力，給他譯蘇聯的政治、經濟、社會讀物，每千字只付兩塊錢報酬。
不過他雖然會認準時機，賺錢卻也真不容易，每天晚上要搬來個《俄漢辭典》對著原稿校改，真是辛苦。
“文革”爆發，姚蓬子父以子貴，倒也沒有受什麼衝擊。
他的老婆，就是姚文元他媽，組織了一個“里弄造反隊”，據說也幹得“轟轟烈烈”。
“文革”後揭批“四人幫”時，我看到過一幅漫畫，題名是《姚氏父子棍帽店》，店裡有各式帽子出售，上面寫著“叛徒”、“內奸”、“特務”、“右派”、“反革命”、“走資派”等等字樣，只在一頂帽子上面寫著“革命作家、馬列主義者、學習毛澤東思想先進分子”，旁邊批註道：“此帽自用，概不外賣”。
店裡的棍子有粗有細，有長有短，也是“留備自用，概不外賣”。
我看了這幅畫，不禁失笑，覺得真是畫得好，為長期被“打棍子”、“扣帽子”的無辜者出了一口惡氣。
我見到張春橋比較晚，已經是解放後了。
上海解放，張春橋自解放區來做《解放日報》的總編輯，向我們上海的文化人約稿，在有名的“老正興”請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酒席。
當時的張春橋穿一身灰布制服，戴個眼鏡，很謙恭地走來走去向大家敬酒，他也還沒有露出本來面目，但這副模樣卻讓我想起《水滸傳》中的“白衣秀士”王倫，“外似忠厚，內實奸詐”，而後來的歷史證明他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厲害。
我後來又聽說了一個關於張春橋的故事：三十年代的時候，張春橋在山東還是一箇中學生，因為愛好文學，就到上海來闖蕩。
那時上海雜誌公司的老闆張靜廬請施蟄存主持出版一套“中國國學珍本叢書”，除了印一些明清小說外，還收錄了一些明清小品，登報招考一名助理編輯，試用期間月薪三十塊錢。
張春橋報名去投考，報到錄取之後老闆讓他校點一部小說《豆棚閒話》。
標點了十幾頁張靜廬一看，都是破句，就覺得他根本不懂古文，於是把張春橋找來，對他說：“張先生，我們本想擴大營業，你看得起我們，來幫我們忙。
可現在市面不景氣，生意很蕭條，所以我們只好請張先生另謀高就。
以後等市面好了，再請張先生回來幫忙。
我們是沒有辦法，實在對不起。
張先生來了一個禮拜，我們按一個月的工資付給你三十元錢。
現在市面不景氣，外面的工作也不大好找，我們再付給張先生三十塊，以備找工作期間開銷。”
那時候上海的商人輕易不願意得罪人，今天落魄的小青年，明天說不定就是一個大人物，所以張靜廬才特別客氣。
但我聽了這個故事，卻不禁為張靜廬捏了一把汗，因為誰也想不到三十年後張春橋成了上海市的第一把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張靜廬幸虧在解放初就死了，要不在“文革”中恐怕免不了要以“迫害革命青年”的罪名受到報復。
“文革”後檢舉“四人幫”，有人來找我，問道：“賈植芳！你在上海混了這麼多年，‘四人幫’你認識嗎？”我雖然認識這兩根“棍子”，但害怕講了以後人家又給我扣上“四人幫”餘黨的帽子，所以根本不敢說我早在四十年代就認識中學生姚文元，剛解放還與許多上海的文人一起吃過張春橋的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