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個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
今年是上海開埠百年，《收穫》雜誌的朋友約我寫一篇文章以示紀念。
我曾寫過一篇散文《上海是一個海》，但那篇文章寫得太簡略。
現在我仍想舊戲新唱，講講我在上海居住過的一些地方，以及在此生活多年的幾個故事，從中未嘗不可以折射出一些社會歷史的變遷，以資讀者朋友參考。
自抗戰勝利後，我和妻子任敏輾轉來到上海，迄今已有五十多年，而自四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中期，我的十多本創作、翻譯及學術著作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出版的，我也算得上一個老上海了。
在這個城市，我親歷了中國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同時也目睹了上海五十多年的滄桑鉅變，而從上海的歷史變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國近半個世紀歷史演變的曲折性和複雜性。
久居上海，我真切地感受到：上海是個“海”。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感受顯得愈加深切。
在以前的那篇文章中，我曾經寫道：青年時代，我在太原、北平讀書時，從當時的出版物看到反映上海都市生活的作品，對其中一些上海特有的名詞——如“亭子間”、“老闆娘”、“老虎灶”等感到茫然不解，因為我是個北方人，不瞭解上海的城市生活。
等我來到上海，成了這個城市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的時候，這些東西也理所當然地進入了我的生活世界。
解放前，我在上海基本住的是亭子間，甚至閣樓，至於弄堂口的老虎灶和煙雜店的老闆娘，也成了我經常打交道的物件。
那篇文章沒有敘述抗戰勝利後，我這個四處闖蕩的“流浪漢”之所以選擇在上海定居的理由，在這篇文章中，我該向讀者朋友做個交代。
這個理由，套句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套話：說來話長。
可是若非從頭原原本本說起，則不能見出上海這個城市獨特的吸引力以及我的這種選擇的必然性。
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在五四精神培養下邁入人生道路，生存於中國內憂外患的動盪年代，一方面追求人格獨立、社會進步、精神自由的五四理想，另一方面又繼承了傳統文化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在紅色的三十年代，成為被公認為代表進步的左翼主流政治力量的“同路人”，這鑄就了我們這代人獨特的精神品格。
抗戰歲月裡，我積極投身於民族救亡運動，同時仍清醒地保持著獨立的人格以及精神操守。
抗戰勝利後，中國社會很快又處於極度的動盪不安之中。
我不願意參加任何黨派，只想做一個自由的知識分子，以寫作為職業。
我覺得上海是個開放自由的現代城市，這裡可以為我這樣的人提供一個廣闊的生活空間，是我理想的去處。
於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天，我從徐州日偽警察局特高科監獄出來後，就和妻子輾轉來到上海。
從此，我們像一葉孤舟，飄蕩在上海這個“海”中。
此後半個世紀所經歷的人生的風風雨雨，都與這個“海”的滄桑變幻息息相關。
我不是個站在岸邊，觀望潮起潮落、雲起雲飛，不讓海洋的浪花沾溼自己鞋子的旁觀者，而總是或主動或被動地處於這種種變化之中。
社會生活海洋的每一次運動，都會影響到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與人生道路的選擇，可是值得驕傲的是：雖然中國社會處在種種激烈的變動之中，我的人生也處於種種劇烈的變化之中，我卻沒有為種種的運動所裹挾而隨之泥沙俱下。
在風雲突變之中，我堅守住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獨立自由的人格理想與精神操守，不論是遇到九級的風浪，還是遇到巨大的漩渦，我從沒有改變這些初衷。
而我在社會生活中沉浮的後半生，與上海這個城市結下了某種不解之緣：在這個城市裡，我既找到了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文學上與人生上的摯友，譜寫了生命之冊上神采飛揚的一頁；又被兩個敵對的政黨分別以相同的“政治犯”的罪名兩次投入獄中，度過了人生史上最為屈辱難堪的一段；直到進入老年，我才又返回自己的寫作、研究、教學崗位，看著一批批的學生從校園裡走入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事業，在人生的暮年方得到了一種難得的幸福……我後半生的甘與苦，榮與辱，憂與樂，都與上海這個“海”難解難分。